李斯身為丞相，尚且活得如此戰戰兢兢，原因就在於每個置身於這架官僚專製主義機器中的人，都要受到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即高高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的皇權的控製。
但可悲的是，當時的社會精英們又都必然向它靠攏，因為隻有進入由皇權控製的官僚機構內，才能成為國家認可的勞心者，才有治人權，才能參與對勞動者的剝削與壓榨。這也是官僚體製能與皇權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原因。
五、偉大的夢想
統一戰爭的烽煙尚未消散，秦始皇就急匆匆地推出了建立帝國新秩序的一攬子計劃，其中除了上麵講的確立皇帝絕對權威，建立官僚體製，確定“法治”國策，設立郡縣製度等內容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實現一個“人同倫、車同軌、書同文”的龐大計劃，決心使帝國在文化上實現高度的統一。其中具體的措施有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更名民曰黔首。”
秦始皇為什麼要把帝國的臣民由“民”的稱呼更改為“黔首”呢？這僅僅是為了統一帝國臣民的稱號嗎？既然是為了統一帝國臣民的稱謂，為什麼不采用“民”這一稱呼？“民”是個源遠流長、使用更為廣泛的稱謂啊！我們知道，“民”這一稱謂在宗法奴隸製的夏、商、周時代是與“氓”的稱呼相對立的。“氓”或曰“野人”原是亡國之民，是被征服者；因此“民”或曰“國人”就應指那些有政治權力的國家公民，那些征服者。春秋中晚期，“國”、“野”界限被打破之後，“民”與“氓”的身份的區別逐漸泯滅。到了戰國時期，隨著新興社會力量的發展和壯大，一種代表廣大民眾階層的稱謂由此就產生了，這個稱謂即“丘民”。為方便起見，簡稱曰“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可見，戰國時代“民”這一稱謂廣泛地流行和使用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它標誌著在這個偉大的變革時代中，民眾所顯示出來的力量是空前強大的，這種力量又產生出極其強大的衝擊波，形成了戰國時代所特有的洶湧澎湃的民本主義思潮。在這股難以阻擋的思潮衝擊下，各國的統治者不得不做爭取民心的工作，低心下氣地去聽取民眾的呼聲，以便取得民眾對自己的支持，去戰勝對手。對此，秦始皇也不例外。
然而，現在天下統一了，對手已經不複存在了，在新的帝國中隻能樹立皇帝的絕對權威，所以“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潮也該休矣了。於是從來就藐視民眾的秦始皇在樹立自己絕對權威的同時，決心對民眾的聲望予以貶低，以清除戰國時代民本主義思潮的惡劣影響。以“黔首”代替“民”的稱謂，就是他的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
秦始皇在對民眾的諸多稱謂中，選中了一個當時並不流行的稱謂“黔首”來代替“民”的稱謂，這是因為在“戰國時期的‘黔首’，最初的意義是指帶黑頭巾的人。黑巾是卑賤者的頭飾”，“士民為民之秀者。黔首則眾氓”。也就是說，秦始皇有意選擇了一個對民眾的賤稱來代替通行的“民”的稱謂，以此來貶低民眾，抬高自己。 用“黔首”代替“民”的稱謂，也很符合“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這套神話皇權的神秘理論。“黔”者黑也，正應此論。實際上還是把民眾當成他建立自己絕對權威的一種陪襯。
通過這一法令，我們不難看出秦始皇這個專製帝王在為自己的私利打算時，考慮的是多麼的周密；同時也不難看出這個專製帝王藐視民眾的反人民心理，是多麼的強烈！
第二，“收天下兵，聚之鹹陽。”戰爭結束，天下統一，為了建立和平的新秩序，秦始皇下令收繳天下的兵器（當然是東方六國的武器），這是完全必要的，應該說是鞏固帝國政權的得力措施。但是，秦始皇心理最脆弱的地方是他總相信有某種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存在，而他又總是被並不存在的某種神秘力量所左右。就這一措施的頒布而言，當時也被他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麵紗。據《漢書-五行誌》記載：“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喜以為瑞。”因此，收繳天下兵器，鑄了１２個巨大的銅人，各重２４萬斤，立於鹹陽宮中，來滿足自己的神秘感。然後又鑄了許多銅樂鍾和鍾架，供自己享受。這件本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就這樣轉而成為“自奉麗靡爛熳”的勞民之舉。當然，讓這位專製帝王鑄劍為犁，也許對他要求得有點過高了。
第三，“一法度衡石丈尺。”
即統一度量衡。這一工作開始於商鞅變法，現在秦始皇在全國統一後，把商鞅變法的成果推向全國。這一工作的進行對消除各地的經濟障礙，推動各地的物產流通，合理地規定人民的租稅負擔，都是大有好處的。對鞏固新帝國的統一是項必要的措施。
據《考古圖》記載的兩個秦權上，一個銘刻著：
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另一銘刻著：
（二世）元年製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者，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永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商鞅方升，左邊刻著秦孝公十八年銘文： 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寸五分寸壹為升。
底部刻著秦始皇廿六年詔書：
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這些實物的銘文證實了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工作，確實是繼承了商鞅變法的成果，並且雷厲風行地完成了這一工作。
第四，“車同軌，書同文”和統一貨幣。
馬、牛車是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由於秦始皇認為“六”是吉祥數字，所以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規定“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從而統一了交通建設係統，這對方便各地的交通往來，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是有一定作用的。
與此同時，秦始皇鑒於戰國時代各國文字有很大出入，統一後各地的信息交往十分不便，於是又下了統一文字的詔令。
文字是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標誌。中國文字起源很早，專家們說中國原始社會中陶器上的刻畫就是最早的文字，但由於至今仍無人能釋讀，所以這僅能算是一種推測。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真正的中國文字，應屬殷墟和周原發現的甲骨文。這種文字刻在獸骨或龜甲上，主要作為占卜、祭祀之用。不過這種文字已很成熟，已經具備了後世漢字的各種造字方法。後來的西周大篆體文字，就是這種文字的延續和發展。大篆體文字形態優美圓潤，字畫複雜，體現了貴族們唯美主義的追求。但是，自從“禮壞樂崩”之後，各諸侯國走上了各自獨立發展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文字的發展出現了新情況，首先是西周大篆體文字在各國發生了情況不同的變異；其次，文字擺脫了唯美主義的色彩，走上了實用、簡化的道路。到了戰國時期，這種趨勢就更加明顯了。秦國由於起於西周故地，因此全盤接受了西周大篆體文字的傳統。但是在長期的使用中，西周大篆體文字逐漸異化為更為簡單實用的兩種字體，即小篆和隸書。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接受李斯的建議，進行了頗有意義的文字改革工作，據東漢文字學家許慎說，當時的工作情況是這樣的：
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於是，小篆成了秦帝國官方統一使用的文字。但真正有生命力的還是隸書，這種文字使用起來更為便捷，據說隸書為程邈所造。程邈是秦國的一個小縣吏，因犯罪被關在雲陽的監獄中。他苦思１０年，把小篆的圓筆改為方筆，共造３０００千字，然後上奏始皇。秦始皇見到這種文字，表示肯定，並提拔程邈為禦史。其實隸書在秦始皇之前就在低層流行，從其名為“隸”書就可判定這點。程邈不過是個整理者，秦始皇不過是推廣者。即便如此，兩人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作用仍是功不可沒的。因為沒有他們的整理和推廣，進步的隸書就不會得到普及。
此時，統一貨幣的工作也在全帝國境內推開。戰國時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空前發展，金屬貨幣的流通也隨之十分廣泛，但當時天下處於分裂狀態，各國的貨幣很不統一。就銅幣來說，流通於魏、趙、韓三晉地區的有布幣；流通於齊、燕、趙地區的有刀幣；流通於東周、西周、秦以及趙、魏兩國沿黃河地區的有圓錢；流行於楚國地區的有銅貝。這種貨幣的混亂狀態，不利於統一後國家經濟的發展，所以實行貨幣改革乃是統一後勢在必行的一項措施。《漢書-食貨誌》說：“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秦統一後流通的圓錢，在曆史上很有影響，在紙幣廣泛使用之前，這種圓形的銅錢成了秦以後的各個朝代主要流通的貨幣。
第五，“徙天下豪富於鹹陽十二萬戶。”
統一後，秦始皇為了建立一個高度集權的大帝國，汲取了曆史上強幹弱枝的教訓。在西周政權建立之初，周公為了有效地控製被征服的殷人，曾把權門、勢族之類的“殷頑民”遷到成周，置於周人武裝力量的監視之下。秦始皇覺得這是好辦法，一方麵，把各地的豪富遷到鹹陽，集中管理，從政治上說削弱了這些人在地方的勢力，有利於中央權力的加強；另一方麵，遷徙豪富的過程也是對他們的財產進行無償掠奪的過程，這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真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的措施。
秦始皇的一攬子加強統一的計劃想得很全麵，也都施行了，效果如何？這從秦帝國的短命而亡就可以找到答案。再好的措施、計劃，如果沒產生預期的效果，也難以讓人稱道。秦始皇鞏固統一的各項措施為什麼沒產生預期效果呢？其實秦始皇應該早點讀讀荀子的著作。荀子的學生李斯也應該把老師荀子有關鞏固國家統一的文章推薦給秦始皇。遺憾的是，無論是秦始皇還是李斯，都被他們空前的勝利衝昏了頭腦，當一個人頭腦發熱的時候，他往往隻相信自己而聽不進真理的聲音。
其實，大思想家荀子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前夜，就對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實現真正的統一作了極其精辟的論述。荀子在其著名的論文《議兵篇》中如是說：
用武力兼並天下並不難，難的是兼並天下後如何實現真正的統一。曆史上強大的齊國能夠以武力兼並弱小的宋國，但兼並後卻不能實現真正的統一，讓齊、宋有機融成一體，因此，宋國後來又被魏國奪去了。強大起來的燕國曾以武力兼並了衰敗了的齊國，但兼並後也不能實現真正的統一，讓燕、齊有機地融成一體，結果齊國的宗室田單又把齊國從燕國手中奪了回去。韓國的上黨地區，方圓數百裏，民殷地富，迫於秦國的進攻而全數歸趙，趙國也沒能把韓的上黨地區與己融為一體，因而被秦國奪去。縱觀曆史經驗，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能以武力兼並他人，在兼並後卻不能實現真正的統一，就必然是得而複失。至於既不能用武力兼並他人，兼並後又不能實現真正的統一，那就隻有消亡了！能實現真正統一者，必能兼並天下！能兼並天下，兼並後能立刻實現真正的統一，這樣的國家才天下無敵。
古時的商湯以亳起家，周武王以鎬起家，地方都不過百裏之大。然而，天下被其統一，諸侯俯首稱臣，不是有什麼別的原因，而是他們能夠實現真正的統一。什麼是真正的統一？真正的統一就是對知識分子以禮相待；對民眾施以仁政。對知識分子以禮相待，知識分子自然心悅誠服；對民眾施以仁政，民眾自然安於國家政令。知識分子和民眾都安定悅服了，這就叫真真正正的統一。實現了這樣的統一，你就可以做到“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無往而不勝。到此高度，偉大的創業者的事業就完成了！
對於如何實現真正的統一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不僅荀子在思考，秦國的政治家呂不韋也曾作過如此思考。還在呂不韋當政之際，呂不韋就曾設想過一種建立在文化大融合基礎之上的政治統一體，這種統一體的特點是不以一種文化排斥另一種文化，而是在彼此采長補短、互相滲透、兼容並蓄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嶄新的、有高度凝聚力的、為所有人認同的更高層次的文化。然而，隨著呂氏集團的覆滅，這種設想也就被秦始皇無情地拋棄了。 從後人看，荀子的論述和呂不韋的設想無疑是正確的。但秦始皇用暴力手段兼並天下之後，更增強了他對暴力的迷信。他深信他既然能夠用暴力摧毀一個舊世界，也一定能用暴力建設一個新世界，所以他走上了另一條鞏固統一的道路，那就是文化征服的道路。有人正確地指出：
秦始皇統一後采取的各種措施，從文化的角度看，實際上就是以秦文化取代、消滅六國文化的文化征服者措施，從而拉開了秦王朝區域文化劇烈衝突的帷幕。秦始皇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把秦國的製度強行推廣到全國外，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無一不是用秦製來取代六國之製，根本不考慮六國舊製中有無合理的因素。
秦始皇統一中國總體戰略的失誤，就在於他沒有認識到自春秋、戰國以來的大分裂，並非是一種簡單的政治分裂（但荀子、呂不韋等思想家、政治家卻看到了這點）。春秋、戰國以來的大分裂的深層背景乃是，中國文化在某一發展階段中的文化異化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種異化造成了秦文化區、三晉文化區、齊魯文化區、燕代文化區、巴蜀文化區、吳越文化區、楚文化區等多元文化並存和不平衡發展的態勢。這種多元文化並存和不平衡發展的態勢，又造成了春秋、戰國時代長達五百餘年的社會大震蕩。因此，要想結束這種大震蕩，使社會恢複到有序狀態，僅僅靠政治和軍事手段是根本不會奏效的，它需要一個多元文化整合的過程。這一整合過程經過春秋、戰國兩大時代雖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在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前夕，這一過程還遠未結束。這種文化的多元化和發展不平衡性才是秦始皇鞏固統一成果的真正障礙和難題，他本應為這種文化整合的完成盡最後一把力。隻可惜，他沒有荀子那種深邃的思想和呂不韋的政治遠見，他用行政手段和軍事鎮壓等強硬手段取代了統一後的文化整合，妄圖在一晝夜之間就完成一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偉大曆史任務，結果是“欲速則不達”，反倒激化了秦帝國各種內在矛盾，最後使他的萬年帝國夢成為泡影。
這個問題很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