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以一人之力，興兵誅除暴亂，有賴祖宗保佑，六國之王全都罪有應得，天下實現了空前的統一。當此之際，如不重新製定我的尊號，就根本無法與我的偉大功績相稱，並讓我的業績世代相傳。你們應立刻討論我的帝號問題。
秦王政這個命令強調了兩件事。一個是闡明他消滅六國的理由，以此證明他的統一大業是“興兵誅暴亂”的正義事業。在這裏，他的結論是正確，可是理由卻有些似是而非、強詞奪理。他把六國的滅亡歸咎於六國對秦國的背信棄義，這實在有點勉強，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當時究竟是誰打誰，誰背信棄義本是很清楚的，況且這也並不是個重要的問題。其實，在戰爭中，隻要能夠勝利，一切都是合理的。然而，現在秦國成了最後的勝利者，秦王政突然處於君臨天下的境地，這就有必要為這場統一戰爭確立個道義基礎，覺得隻有如此，才能對天下人有個交待。這說明這時，在秦王政的潛意識中還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朦朧意識。所以他必須把統一戰爭的勝利歸結為正義，這樣才能說得理直氣壯，才能以此來換取天下人的理解與支持。
第二件事，強調的是，是他秦王政“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興兵誅暴亂”的正義事業。這樣前無古人的偉大功績用傳統的尊號是無法表達的。他是正義的化身。他是天下的共主，而非過去的一國之君。如何在目前的新形勢下，突現他個人的偉大形象，確立他個人的合法的最高權威，“正名”是最有效的辦法。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所以，“議尊號”不僅僅是秦王政在追求一種簡單的心理滿足，客觀上也是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
基於上述理由，秦王政才發出如此緊急的最高指示。 值得注意的是，秦王政並沒有把“議尊號”這項政治任務，完全交給臣下去辦理，讓自己接受一個現成的結論，而是事前就定了調子，強調議的是“帝號”。這說明他對此已經有了一番考慮，現在不過是想傾聽一下群臣的意見，使之更為完善而已。 秦王政為什麼鍾情於“帝”這個稱呼？這主要是“帝”這個稱號在戰國時代是一個被所有人熟悉、被所有人敬仰，又沒有被人們褻瀆的高貴的稱號。“帝”最初是中國氏族社會華夏族部落聯盟最高領袖的稱號。如黃帝、炎帝、顓頊帝、帝嚳、帝堯、帝舜。國家出現後，這些原始時代的華夏族的英雄們逐漸被神話，從而他們由地上的英雄變成了天上的主宰，被抽象為“上帝”這類神秘而神聖的概念。為了與他們有所區別，地上的君主就選用“王”這一稱號來表示自己的尊貴地位。“王”字的原型為一把戰斧，它表示的是最高征服者的不可戰勝的暴力權威。所以夏、商、周三代在中國曆史上也被稱為“三王”時代。到了戰國時代，周天子的權威性早已蕩然無存，於是“七雄”紛紛稱王，以示自己有資格繼周天子成為天下的共主。然而在血腥的兼並戰爭中，“王”的稱號，已被嚴重地汙染，這些嗜殺成性、無惡不作的人王，失去了人們對他們的崇敬，留給人們的是畏懼和憎惡。
到了戰國晚期，“七雄”之間力量平衡的形勢逐漸被打破，強國與弱國的界限已經十分清晰，因此，少數強國開始不屑與弱者為伍，覺得與他們共享“王”的尊號不僅不夠響亮，而且有失強國的身份。於是秦昭王曾約齊盡王共同稱“帝”，一為西帝，一為東帝。後來又有人提出以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的設想。此時，他們選“帝”作為尊號，來代替王的稱號，還有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諸子百家在爭鳴中對“帝”作了一定的輿論宣傳。當時盡管各流派形同水火、自是相非，但他們在建構自己的理論體係時，幾乎都把美化“五帝”時代作為自己理論體係的基礎和起點，以圖用理想的“五帝”時代來無情地批判現實的政治生活，這就使“帝”的概念深入人心，使之成為普天之下人們心中理想的政治權威的化身。可見秦王政選定“帝”作為議“尊號”的基調，絕非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有所為而為之。
基調一定，經過臣下們討論，最後由丞相王糸官、禦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三人將討論的結果彙報給秦王政。他們說：過去五帝地方千裏，但在直轄區外的侯服、夷服地區的諸侯往往時服、時叛，中央政權無法有效地控製他們。今天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四海一家，法令一統，這是從古至今未曾出現過的奇跡，曆史上的“五帝”是無法企及的。我們與博士們經過認真的討論，共同認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我們冒著死罪上尊號，陛下應稱為“秦皇”。陛下的命令應稱為“製”，文告應稱為“詔”，陛下應自稱為“朕”。
秦王政聽後，覺得這些人沒有領會他的意圖，竟然拋開“帝”字而跑到“皇”上去做文章。不過這倒給他一個啟發，“皇”者輝煌、燦爛、偉大之謂也，所以“皇”字仍是可取的，至於對“製”、“詔”、“朕”的建議，倒頗合他的胃口。這種建議可以說是個創造，因為在以前的曆史上還從來沒有人獨占過這些專有名詞。現在這麼規定才能表現出他是至高無上，凜然不可侵犯的，所以非常滿意。
秦王政聽完三人的彙報，修正說：“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這斬釘截鐵的幾句話，宣布了皇帝製度的誕生。台灣學者說： 中國的皇帝製度，大概是世界上除了古埃及的法老之外，延續最久的一種君王製度。從秦朝到清朝，中國有整整兩千一百三十二年（西元前221——西元１９１１年）的時間是在皇帝的統治之下，除了竊號自娛的，名正言順的皇帝就有三百五十位以上。這些“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高居中國政治社會的頂端，以天賦的威機，君臨天下。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他們不但是政治上治之理之的帝王，更是道德上教之化之的表率。三代以降，國化為家，皇帝又儼然是天下的家長，萬民養之育之的父母。盡管曆史上真正道德足式、愛民如子的皇帝寥寥可數，可是環繞皇帝而發展出來的製度理念，長久以來已經成為傳統政治、社會和道德文化各方麵統合的焦點。民初革命，取消帝製，不僅導致政治體製的改革，也促使傳統社會失去重心，趨於崩解。帝製可於一夜之間灰飛煙滅，兩千年來深入人心的帝王理念，卻是餘波蕩漾，欲了解傳統中國的真貌，就不能不一探傳統社會紐帶所係的皇帝製度。
這段議論，總結得很好，我們應該看到“皇帝”不僅是個名稱，而且它更主要的應是一種製度，是帝國體製的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應當指出的是，這個製度創始人就是秦王政。當皇帝製度確立之後，秦王政就由秦王朝的君主變成了秦帝國的皇帝——秦始皇。
秦始皇在確立皇帝製度時，最先想到的是怎樣把天下當成私產，永遠掌握在自己家族嫡係子孫的手中。為此，他又下道命令： 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諡法起於周代，是對每一位死去的君王所作的政治鑒定，其中有褒有貶，如經緯天地曰丈；克定禍亂曰武；亂而不損曰靈；殺戮無辜曰厲，等等。這種出自傳統的對君王行為的價值判斷，實際上是對君權在輿論和道德上進行製約。這種傳統的諡法顯然是對秦始皇絕對皇權的一種冒犯，也是對他執意實行的皇權絕對私有化的一種幹擾，因此必在取締之列。
把國家最高權力據為私有，除了需要類似上述的一些製度做必要的保證之外，還要走“君權神授”的老路——神化皇權。秦始皇神化皇權的一個最現實的原因就是，他由秦王政如今變成了秦始皇，這對原來的秦國人來說，也許非常容易接受，但是原東方六國的民眾對此卻很難接受。秦王政在消滅六國時的殘暴野蠻行徑，給東方諸國民眾造成的深痛巨創，是很難平敷的。而且秦人與東方諸國在長期互相廝殺中，形成的心理隔閡，一時也很難消除。因此，他們對秦始皇的統治多的是仇恨，少的是理解，秦始皇這個新的政治權威還很難被普天之下的民眾接受。在這種情況之下，秦始皇必然要盡快地為他的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找一個充足理由，使天下人堅信他的統治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曆史必然，為此，他必須把政治權力神秘化。
但是，傳統的“君權神授”的天命論，在夏、商、周時代的王朝更迭中早已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人們開始懷疑，為什麼被說成是神授的君權卻在商、周的“革命”中毀於一旦？人們從此感到“天命靡常”，天命很難靠得住。特別是經曆了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大動蕩，神的權威性在急劇下降，人們已從“敬鬼神而遠之”發展到徹底否定神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最說明問題的是，戰國時代的思想界在對學術問題的激烈爭論中，完全排除了神學問題。這使至高無上的君權很難再穿上“神授”的外衣。不錯，諸子百家確實很熱衷於君權的討論，尤其對政治權威合法性的根源作了深入的挖掘。然而，他們幾乎都是從社會需要論出發來認識這個問題的，很少有哪個學派的學說，再把神搬出來作為這個問題的詮釋，這給秦始皇神化皇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秦始皇為了神化皇權，當然也可以就地取材，把秦國的神祗上升為皇權的保護神。但是秦國一隅之神，能被天下人接受嗎？顯然不能。所以他非常希望有秦國之外的某種神秘理論來使他擺脫窘境。
救命的理論終於讓他等到了，這就是鄒衍的《五德終始說》。鄒衍是戰國末期齊國人，是戰國諸子中陰陽學派的代表人物，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記載看，有關他的情況是這樣的： 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中《五德終始說》是他探究曆史政治興衰的力作，在當時的列國政壇上曾引起轟動效應，影響十分廣泛。其要點保存於《呂氏春秋-應同篇》中，這使我們對這一學說能有個概括的了解，其大意如下：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錌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這套東西在今天看來固然荒誕不經，但在兩千年前的人們看來確實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彌補了傳統的“君權神授”說的致命缺陷。傳統的“君權神授”說在解釋朝代更替的問題上存在一個死點，君權既然是神授的，那它為什麼會丟失？而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卻用曆史循環論作為手段，使“君權神授”說走出了困境，重新複活，這就是為什麼它一出台就受到當時各國統治者的熱烈歡迎的原因。
秦始皇用暴力粉碎了其他六國君主的天子夢，他感到隻有用《五德終始說》才能最恰當地解釋他作為天下共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得天下是命該如此，這與曆史上偉大帝王所以有資格君臨天下的理由是一樣的。根據《五德終始說》的解釋，隻是這種資格現在已經給了他。因此，任何人都不應該對他統治天下的權威性和合法性表示懷疑。對秦始皇來說，《五德終始說》不僅是使天下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統治的理論法寶，而且也是他給自己找的理直氣壯地進行統治的定心丸。這種理論的最大優點是它不是來自秦國，而是來自東方，而且還籠罩著一層朦朦朧朧的神秘色彩，因此非常合他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