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看到金玉二字，常常想到黃金、美玉，想到其不菲的價格等。其實這隻是一個側麵，甚至是一個並非主流的側麵。在我國古代，用金指代銅製的打擊樂器--編鍾，用玉指代石製的打擊樂器--編磬。孟子在讚揚孔子德才兼備時說：“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唐代楊炯在《後周青州刺史齊貞公宇文公神道碑》中說：“宏才大節，玉振金聲，入當天子之右軍，出臨帝京之左輔。”可見，金玉二字，在組成金聲玉振或者玉振金聲的成語時，是用音樂的音色、音質等的完美組合而達到的節奏、旋律方麵的極致的效果，比喻孔子的儒教學說達到了“集大成”的最高境界。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不是宗教，但是在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中所占據的位置是其他文化派別難以望其項背的。孔子從事教育的一生，教過的學生上3000人，其中成為著名學者或者官吏的有72個，這在人類整個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的偉業。20世紀70至80年代，當人類重新梳理古代文明的時候，孔子被評定為人類紀元前十大教育家之首。孔子的人生曆程，成為中國人幾乎人人皆知的“人生標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2000多年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學子，摸索學習的方法和治學的大要，當其過了知天命之年回首時，卻發現，他們治學的成就有大有小，都不過是徜徉於孔子所倡導的學習方法、學習態度之林中而已。對於為政者，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凡是盛世，多倡導儒家學說，推行“孔孟之道”。孔子家鄉山東曲阜的孔廟，從西漢以來，曆代帝王都要加以重修和擴建。在北京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中心之後，修建孔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北京的孔廟位於東城區的國子監街，始建於元朝大德六年（1302）。由於民族矛盾，元朝末年大都損毀嚴重。明成祖在興建北京皇城的同時，於永樂九年（1411）重建孔廟。明朝滅亡於李自成義軍之手。清朝入關時，借用了“為明朝複仇”的旗號，得以保存了明朝的皇城和宮殿等。順治、雍正、乾隆三位帝王在位期間，重修孔廟，除了祭祀孔子先人的崇聖祠使用綠色琉璃瓦外，其餘各殿都換成了明黃色的琉璃瓦頂，把孔廟的建築等級提升到了與皇家建築平列的程度。
在北京的孔廟中，最發人深省的、有文化韻味的兩處遺跡，分別是無生命的一套碑刻、有生命的一棵古柏。
這套碑刻就是著名的元、明、清三代進士題名碑。現存碑刻共計198塊，其中元朝的3塊，是清朝康熙年間重修崇聖祠時發掘出土的；明朝在北京應有79塊碑刻，其中缺失萬曆八年和崇禎十年兩塊碑，現存共77塊；清朝有118塊。盡管這些碑因風化有些已經字跡不甚清晰了，但是仍然是研究元、明、清三個朝代科舉考試的珍貴史料。同時它還讓我們看到了我國封建社會時期文化傳承的一個方麵，即對知識的尊重。
古柏，據說有幾百年的樹齡了。它反映了封建社會與進士題名碑恰恰相對的另一個側麵：腐敗。這棵古柏被稱作鋤奸柏。
這裏說的奸，是指明朝末期的宦官魏忠賢。《中國奸臣要錄》是這樣記載魏忠賢其人的：“名盡忠，號完吾。性狡詐狠毒，善於逢迎討好。好飲酒，喜馳馬，能左右執弓，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強記憶，有膽力，敢決斷，”“自閹入宮。”“為皇太孫（熹宗朱由校）母王才人辦膳太監。”“謹事皇太孫，導之宴遊，甚得歡心。時，皇太孫乳母客氏甚有權勢……二人深相結。四十八年九月，熹宗即位……二人更相勾結，遂遺大害。”“忠賢掌東廠事，羅織罪名，手段殘酷，廠衛之毒，至此已達極點。”“忠賢大權在握，橫行天下，號稱‘九千歲’。一些無恥之徒競相為建生祠。為活人建祠，在中國曆史上實屬罕見。且其生祠遍天下，又富麗堂皇。一祠之費，多者達白銀十萬兩，少者數萬兩。”“尤有甚者，祠中忠賢像，不少是用檀香木雕刻而成。並與孔子同尊，強令人們頂禮膜拜。凡不拜者，均遭迫害。”
這樣一個幾乎達到空前絕後的大奸大惡的人，在明熹宗在位的7年間，權傾朝野，竟然沒有人能夠撼動其權勢。在這樣的背景下，魏忠賢有一次到孔廟去，經過這棵柏樹下，柏樹掉下一根樹枝，正好打在魏忠賢的頭上。這柏樹就成了人們心目中敢於“鞭撻權奸”的“奇俠”化身了。古樹記載的這段曆史竟是如此沉重！明朝最後的帝王崇禎皇帝即位，揭發了魏忠賢的奸佞之行，魏忠賢被迫自縊而死。其後16年，明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