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道教是一種宗教，不如說它更是一種人生哲學。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更能夠看透道教對中華文化恒久而深入的影響力。一般認為，中國的道教誕生於公元1世紀前後的東漢時期，也就是說與佛教傳入我國的時間大體相當。可是道教尊崇老子的《道德經》為最高的經典，究其緣起則正是春秋諸子百家的時代，大體與釋迦牟尼在南亞創立佛教的時期相當。有人說，道教的基本思想是“無為”，其實無為者為之甚大也。凡稱無為，而在曆史上留下足跡者，便是明證。在巡視北京的道教勝跡之前，隨便翻閱一下《老子》，都會感受到其言簡意賅，道之深莫可測。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下麵就讓我們從北京兩處著名的道教遺跡入手，看看中國道教文化的深厚底蘊吧。
白雲觀位於北京西城區西便門外，是北京最大的道觀，中國道教協會所在地，素有道教全真派第一叢林之稱。早在唐朝開元二十七年（739），就在這裏創建了天長觀。金泰和三年（1203），天長觀焚於火，重建的道觀名太極宮。道教創始人深邃精湛的哲理，也預示著道教本身必然處於一種難以解脫的矛盾運動之中。他們講述了永恒的理念，卻無法逃避生命有限的局麵。於是在道教正式創立之前，就有了關於神仙和長生不老的種種傳說。探求長生的可能性成為最初的道教的目標之一，並成為道教在魏晉南北朝之後上層化的基礎。到了唐朝和北宋時期，因為唐朝李姓帝王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道教遂為之興盛。但是上層化的道教不管有多少門派，其關於長生、白日飛升等的說法終歸無法證實。因此，為新的道教流派的產生提供了契機。到了遼金時期，陝西鹹陽人王重陽，重新解釋道教的義理，創立了全真派。王重陽為地方大族子弟，兼習文武，金朝初年曾經應武選，中甲科。任氣好俠，不治家業。相傳，其48歲得遇仙師，便悟道出家。曾經在秦嶺的終南山掘地穴居，並自稱居所為“活死人墓”。金大定七年（1167），即其仙逝前的三年，他到山東傳道說法，收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七人為徒，這就是俗稱的“全真七子”。王重陽主張儒教、釋教（佛教）和道教三教平等，稱“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他規定，全真教的弟子必修老子的《道德經》、佛教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儒家的《孝經》。
全真教派與傳統的道教最大的區別在於，不崇尚符，擯棄了白日飛升之說，而是認為修道的根本在於修心。主張修道者能夠除情去欲，達到心地清淨，則身在凡塵而心已經達於聖境。王重陽的這些主張深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上層青睞，而全真七子中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緣分”，則為全真教的發展和白雲觀成為全真派第一大叢林奠定了基礎。
丘處機是山東人，19歲入道，次年得遇王重陽，並被收為弟子。王重陽仙逝後，他曾經在陝西秦嶺西段學其師穴居6年，又在龍門山潛修7個寒暑。這樣在道教界及政界小有名氣。介入政治的最大成功是金宣宗時，請命招安山東楊安兒的起義軍，獲得成功。之後，他對金朝、南宋帝王的詔命，一概謝絕了。
1220年，成吉思汗派人持詔書召請丘處機，丘處機欣然應允，並帶領弟子18人，行程萬餘裏去西域大雪山拜謁成吉思汗。1222年春，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相見，交談甚洽。據《元史》記載：“太祖（即成吉思汗）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禮遇有加，尊其為神仙。其後，成吉思汗將金中都太極宮改名長春宮，讓丘處機常住，並賜予虎符、璽書，命其掌管天下道教事務，還下詔免去道院和道士的一切賦稅差役。1227年，丘處機仙逝，次年成吉思汗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