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處機的弟子尹誌平，購買了長春宮東邊的房舍，命名為“白雲觀”，在其間修處順堂，安葬丘處機的遺骨。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先後兩次追封丘處機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和“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君”。正是丘處機的道教理論，以及他與元朝皇帝的緣分，才使白雲觀在元代和明末兩次焚於火之後，還能夠得以重修、再建。清朝康熙年間的大規模修繕和擴建，奠定了今日白雲觀的基本規模。
丘祖殿是白雲觀主要的殿堂，供奉著明代塑造的丘處機神像。三清閣中存放的明正統年間（1436-1449）刻的“道藏”及明朝萬曆皇帝的《讀道藏》共計5350多卷，是我國道教的珍貴文獻。在白雲觀的曆代碑刻中，以明代大書法家趙孟行書的《老子道德經》刻石為古代書法的上品名碑。
東嶽廟北京的兩個道觀本身就充滿了哲理：興建於開元盛世的古老道觀，是道教於公元12世紀中葉新創建的道派的道場；而道教的主流派係從公元1世紀創建的正一派在北方的最大道觀，則是始建於公元14世紀的北京東嶽廟。
正一道派，一直標稱為中國道教的主流。據說，道教的創始人張陵（又名張道陵），是漢初名臣張良的後代。東漢年間，張陵在四川的鶴鳴山--今青城後山創立五鬥米教，自稱受太上老君親傳“三天正法，命為天師”，“為三天法師正一真人”。相傳，初創時共有弟子300餘人，其中王長、趙升得其真傳，後來都白日飛升。這被認為是中國道教的正式創立。因其自稱為天師，故又名天師道，並且規定“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侄不傳”。這就成為後世道家主流派係隻有張姓天師的重要原因。不難看出，這種世襲式的規定，與道教本身所倡導的“無為而無不為”、“忍”等基本理念相違背，是道門不盛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麵，這種規定又恰恰為封建的帝王所鍾愛，所以曆代的道教“天師”，多受皇帝封號。如唐玄宗冊封道教天師為太師，唐僖宗冊封道教天師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宋理宗冊封道教天師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靜應顯佑真君，元成宗加封道教天師為正一衝元神化靜應顯佑真君等。由此可以略微窺見，在全真派已經穩固地在元大都占據了主導地位的時候，正一道派能夠進入元朝的都城，創建一座道觀的緣由。
北京的東嶽廟還有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正一道教的宮觀，為什麼主祭東嶽帝君？須知，東嶽帝君的原型是商朝紂王王城的守將黃飛虎。據說，在商朝滅亡之後，由周朝的開國元勳薑子牙主持的封賞功臣和祭奠戰死亡靈的時候，他被封為東嶽山神，後世被帝王們多次加封，成為道教神祇中的帝君。一個與道教思想並無瓜葛的曆史人物，被封建帝王封為道教的帝君，本身就表明了宗教與當權者的微妙關係，即東嶽帝君的原型黃飛虎是忠心不二的猛將。這多少也向我們表明，曆代封建帝王們對東嶽泰山情有獨鍾，絕對不僅僅是因為泰山位於黃河流域的東方，象征著一年、一日的開始等等的自然原因那麼簡單。這或許也是元至治二年（1322），玄教大宗師張留孫的弟子吳全節能夠“闖進”大都建設一座道觀微妙的“切入點”吧。
目前看到的東嶽廟，主要是康熙年間火災後重建和乾隆年間修葺後的麵貌。但是中軸線的建築格局，以及木結構建築的構件的某些細節，仍然保留著元朝建築的風貌，成為宗教建築文化的一份遺產。能夠經曆劫難保存比較完好的是廟中的元明清三個朝代的百餘塊碑刻。其中，元朝趙孟書寫的《張天師神道碑》（俗稱道教碑），古樸遒勁，與白雲觀的《老子道德經》可以合稱北京元代書法碑刻的雙絕。
把正一道派的“世襲製”和帝王緣放過一邊，該道教派別對民族文化和一般信眾和半信眾的影響力，主要還是來自其宣揚的人生哲理。青城山天師洞的一副楹聯，多少能夠表現出這種哲理的一個方麵：“事在人為，休言萬般皆是命；境由心造，退後一步自然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