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樸初先生在《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的《序》中說，“自金人入夢，白馬馱經，佛法東流，近兩千載。‘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群英間出，迭有其人’。”這裏說的是東漢明帝，他於公元68年時，夜間夢見金甲神人，第二天在朝堂上請大臣圓夢。其中一個大臣說，西方有佛，好為宏勝闊大之言，勸人向善。陛下夢見的金甲神人，即是西方之佛。於是，漢明帝派人西行尋請佛教徒。使者到達今帕米爾高原一帶，恰逢南亞高僧竺法蘭、攝摩騰前來傳布佛法，於是使者便用白馬馱負佛經到了洛陽。漢明帝為南亞的高僧修建了白馬寺，讓他們在那裏把梵文的佛經翻譯成漢文，並準許他們講說佛法。但是當時不允許漢族人出家當和尚，直到公元250年的時候，才有一個叫朱士行的漢族人在洛陽白馬寺出家，成為漢民族的第一個佛教徒。
現實與曆史互為鏡像，引得古往今來多少才智之士爭相研討曆史，為現實的人們提供亦真亦幻的借鑒。佛教在解讀人生方麵有其獨到的見解，作為佛教物化在北京大地上的物質遺存的古刹，能夠保留至今，按照佛教的說法就是它們與大地山川有緣，與高僧有緣，與古都北京有緣。
潭柘寺早在明朝的時候，就有“先有潭柘，後有幽州”之說。後來傳為“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潭柘寺位於北京西山，屬於門頭溝區，距離城區約45公裏處。相傳，在建寺之前，那裏是古木參天、峭壁四合，中有一“海眼”，人稱龍潭。因潭水的滋養，樹木叢生，猶以柘樹為盛。這是後來人們以“潭柘”為寺名的自然基礎。東漢末年，三國紛爭導致的社會大動蕩，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到了西晉時期，有高僧在北京西山這處幽靜的山坳中興建了嘉福寺。唐朝時改稱龍泉寺，金朝更名為萬壽寺，清朝康熙賜名岫雲寺。不管如何更名，一般人則多稱其為潭柘寺，可見在人們心目中，有時某些自然景色比高僧、貴胄更具有魅力。佛教的建築要能夠維護下來必須要有信眾的朝覲，而號召信眾來朝覲僅僅依靠建築本身的宏偉是遠遠不夠的，主要要有高僧對佛教義理的感人的講解和剖析。在建寺後的曆代高僧中，相傳唐朝的華嚴和尚最為著名。他主要修持“華嚴經”，誦經之時，聲音宏闊，遠近皆聞。
在明朝人輯錄的《帝京景物略》中，記載了一個華嚴和尚講說佛法和神龍將龍潭施舍於佛門的動人傳說。據說，當時龍潭中的神龍每日都聆聽華嚴和尚講說佛法，但是卻無緣一睹華嚴和尚的麵貌。神龍請教山神，山神告訴它，隻有當和尚發怒的時候，神龍和鬼神才能夠見到他的麵貌。於是神龍便幻化為小沙彌，將僧飯灑在地上，並假意用腳去踐踏。華嚴和尚不高興了，神龍才見到了華嚴和尚的真容。神龍以師禮拜見華嚴和尚，並承諾將自己的住處施舍為寺廟用地。一天傍晚，風雨大作，風雨過後，龍潭化為平地，其上唯獨露出兩個鴟吻。後來就在這個地方修建了該寺的大雄寶殿，傳說殿頂正脊的兩個鴟吻，就是那時留下的。
關於神龍獻潭的傳說，在某種意義上折射著這樣一個事實：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佛教文化有相當強的感召力，信眾的施舍是佛教經濟的重要基礎。關於佛教文化的感召力，從潭柘寺的“拜磚”中也可以略窺一二。
元朝在北京建都之後，該寺的影響日漸增強。特別是妙嚴公主在該寺禮拜觀音菩薩，日日不輟，致使在鋪地的磚麵上留下兩個幾乎“穿透”磚頭的足跡。這帶有足跡的磚，人們稱之為“拜磚”。透過它，人們可以領悟到當帝王之家的繁華生活和政權之爭的權勢文化和“看破紅塵”的佛教文化發生碰撞的時候，佛教文化對一些人的巨大影響力。明朝萬曆年間，孝定皇太後命人將這“拜磚”用木匣裝起來收存於皇宮之內。曆史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明朝的滅亡始於萬曆年間。也許孝定皇太後從妙嚴公主皈依佛教的事件中預感到了明朝將要從興盛走向衰敗，想用對佛教虔誠的奉獻來阻止這個進程吧……總之潭柘寺這一塊“拜磚”的經曆為我們留下了關於佛教文化的極其深沉的思索。
佛教的“劫難”說，指出了萬事萬物都逃脫不了盛極而衰的命運，也就撥動了人們追求永恒的渴望之情。為了滿足信眾的這種追求，幾乎所有的寺院除了選擇優越的位置之外，還都在使用不同的綠化樹種來烘托映襯其文化氛圍。潭柘寺的古樹中，最為搶眼的就是被俗稱為“帝王樹”和“配王樹”的兩棵古銀杏樹。銀杏樹是僅存於我國的號稱活化石的珍貴植物，同時也是目前比較稀少的雌雄異株的喬木。另外，更讓人們歎為觀止的是，它們是與恐龍同時代的植物，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銀杏樹的樣子，與1億多年前的銀杏樹完全一樣。試想，在上億年的自然環境起伏跌宕的變化過程中，銀杏沐浴春風時，能夠得意而不忘形；麵對酷熱和奇寒時，能夠挺立而不改節；當數以千萬計的昆蟲與眾多的其他植物構成食物鏈中的環節，紛紛攘攘之際，能夠超然物外，既不受昆蟲的侵擾，又不加害於昆蟲。按照佛教的理念來看，真是同時具備了大法力和菩薩心，才能夠曆經數度的劫難依然故我。潭柘寺的兩棵銀杏，東側的一棵是雄性的帝王樹，是遼代種植的，與北京市區中山公園中的遼代古柏一樣，是北京古樹中的“五朝元老”；西側雌性的配王樹是清朝時補種的。
戒壇寺位於潭柘寺東，始建於唐朝武德年間（618-626），初名慧聚寺。遼代高僧法均和尚，自幼出家，持律嚴明，深受遼道宗器重，多次奉詔到宮中講說佛法戒律，並被封為普賢大師。到了遼鹹雍年間（1065-1074），奉詔在慧聚寺建戒壇，專門傳布佛教的戒律，各地佛教徒前來受戒，在佛門名聲大振。到了明朝正統年間（1436-1449），改慧聚寺為萬壽禪寺，欽賜如幻律師在寺中講說佛法戒律。此時的戒壇寺成為與福建泉州開元寺、浙江杭州昭慶寺齊名的講說佛法戒律，並且為高僧們舉行受戒儀式的重要場所，號稱“三大戒壇”。因此，北京人一般都稱該寺為戒壇寺。戒壇位於寺西北的一座大殿中，為三層漢白玉的底座，邊長約11米。在舉行傳戒儀式時，在壇的四周環列戒神數百尊，其中高三尺的共24尊。在壇的正中，塑有佛祖釋迦牟尼像，像前設香木椅十把。中間三把，右四左三，分別為主持傳戒高僧和見證高僧的座位。據說，從遼代在這裏建立戒壇以來，每次開壇傳戒，都要有皇帝的敕命，儀式十分莊重。因此，在“三大戒壇”之中，北京戒壇寺的地位格外重要，成為著名的佛門聖地。
在看到莊嚴的戒壇和想到每次開壇傳戒的場麵時，我們不禁要問：從遼金在北京建都以來，北京的曆代帝王們何以對佛門的傳戒看得如此重要？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還要從佛教的基本理念考察，這或許能夠幫助我們多少了解一點佛教與古都的淵源，佛教與帝王的緣分。佛教的基本觀點之一是，人世間的一切都處於周而複始的輪回之中，每個輪回都要經由生成、發展、興盛、劫難和寂滅的階段。在佛教傳入我國後，寺院經濟隨著佛教的傳布而發達，當它能夠與行政權力相抗衡的時候，佛教發展到了鼎盛的時期，同時也就麵臨了巨大的劫難。唐朝會昌滅法，是中國佛教發展過程中一次空前的劫難。這種劫難，對佛教界和整個社會都不是什麼幸事。當權者總結了政權和佛教的反複經曆的這種“較量”的利弊得失，開始采取一種恩威並重的策略。特別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後，對佛教采取了利用和限製的政策，對開壇傳戒的重視，可以看作是對佛教徒以“重視”的形式，加強限製的典型表現。
也許是自然界所固有的一種緣分，與潭柘寺相鄰的戒壇寺中的喬木以鬆樹聞名天下。在人類還沒有認識古代植物化石的歲月中，中國人對鬆樹給予了更多的尊榮，因為鬆樹的品格被人們賦予了極高的文化內涵：四季常青，數百年不老，人們則形容其為“萬古長青”，寄托了人們對永恒的追求和崇敬。戒壇五鬆以其高古的風韻，樹立了與黃山鬆等截然不同的品格形象。臥龍鬆和自在鬆，在大殿之後，常年與青燈古佛為伍，欲騰飛而常臥，融自在於恒定之中，與佛教的梵音共同傳遞著一種肅穆的人生哲理。抱塔鬆，則在長期的“寺院生活”過程中，似乎對佛塔的象征意義特別鍾情，伸出其側枝輕輕地攬住塔腰，形成佛門聖地的獨特景觀，耐人尋味。最西邊的活動鬆，則是鬆樹甚至是喬木的絕頂奇觀：幾百年樹齡的鬆樹，生長在古刹之中，枝葉繁茂，必定有深深的根基，但是每當有人輕輕地牽動它的一根樹枝的時候，整棵大樹都會隨著搖動，常常使人有此樹根生浮雲之中的聯想。數百年來，人們不能揭開其中的奧秘。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經賦詩說，“老幹棱棱挺百尺，緣何枝搖本身隨。咄哉誰為挈其領，牽動萬絲因一絲。”上麵的四棵鬆樹，都是屬於油鬆，老幹挺拔而斑駁。靠東的九龍鬆則是屬於白皮鬆，樹幹光滑，綠色和灰白色的斑塊相間分布。如果細看其針葉，則可以發現它們是每三個針葉集中在一起，稱為“三針一束”（我們日常見到的油鬆是“兩針一束”）。雖然是屬於喬木，但是從較低的主幹處就開始分支，叢生出多個樹幹，難分主次，故稱九龍鬆。
雲居寺位於北京城區西南的房山區白帶山中，距離北京城區約75公裏，在佛教界聲譽卓著，有“小西天”之謂。如此隆盛之譽，是一代高僧對佛教教義的不同尋常的理解奠定的。了解當時的曆史文化背景，對於了解高僧在雲居寺所開創的佛教文化事業將會有所幫助。
雲居寺興建於隋朝大業年間（605-618），初名智果寺。大業中，高僧靜琬住持該寺。靜琬受業於天台宗三祖南嶽慧思。慧思出家的時候，正是南朝的梁武帝時期。這個時期，正是佛教在中國大地上傳播發展的第一個大高潮時期。“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三國紛爭，劉氏失勢，導致了中原大地上空前的信仰危機。”“到了漢室複興完全無望的時候，就迎來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第一次高潮。南朝的梁武帝蕭衍，貴為天子，也曾舍身同泰寺，做過掛名和尚。其他名士如謝靈運、沈約等也都成了佛門弟子。在南北朝的大約170年間，較著名的佛經譯者就有96人，譯出佛經1087部，計3437卷，這是文采卓著的佛教徒的宗教熱忱的產物，是他們對佛的信仰和奉獻的產物。”（《中國旅遊資源》）要言之，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佛教的發展，掀開了中國佛教多樣化發展的局麵，為佛教文化百花園的繁茂創造了條件。佛教徒的奉獻是多種多樣的，如我國的石窟藝術就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走向其藝術的高峰的。在眾多的對佛教的創始人表示虔誠和奉獻的信徒或者半信徒中，能夠一個人創造一番文化偉業的有如鳳毛麟角。其中如唐朝的海通禪師，以雙目為奉獻，募化資金開創了樂山大佛90年的雕塑工程，留下了佛教文化和中國雕塑藝術的不朽傑作。宋代的佛教密宗信徒趙智鳳，主持了重慶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的73年的雕塑，雕塑出“大小佛像約萬餘，喜怒皆有生氣。凡釋典所著無不備列，幾乎將一代大教搜羅畢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