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玄奘又應戒日王之邀，參加了印度半島五年一次的佛教“無遮大會”。75天會期中，有50多萬人一睹唐朝三藏法師的風采，聆聽他講論佛法。這是印度佛教史上最大的一次盛會，也是中國僧人獲得最高聲譽的大會。印度半島各界學者再三懇求玄奘留在印度半島，然而，離開故土16年的玄奘歸心已決，毅然載譽歸國。
玄奘回國的場麵與16年前離開長安的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率領浩浩蕩蕩的隊伍，帶回梵文佛經657部，佛門至寶--釋迦牟尼骨灰中的舍利子100餘顆，3尺5寸高的釋迦牟尼金像一尊。公元645年，玄奘一行到達長安時，萬民空巷，迎接大唐佛子歸來。唐太宗親自安排在洛陽行宮接見玄奘。玄奘表明心跡，終生無意於仕途，隻願獻身於佛法。
極高的天賦、超人的毅力、勤苦的學習和實踐，以及唐太宗、高宗兩位皇帝的支持，使玄奘在唐初完成了中國佛教史上的偉業。唐朝朝廷為玄奘提供了多處優越的存經、譯經場所，並且給予了物質方麵的保證，使玄奘能組織一大批優秀的佛教學者，用19年時間譯出75部、1335卷佛經，並把他在域外16年的見聞寫成不朽的地學名著《大唐西域記》。
玄奘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貢獻是多方麵的。方立天先生評價說：“玄奘是一位具有多方麵品格、業績和特色的曆史人物。他作為旅行家，作為中印文化交流和加強國際友誼的使者以及傑出的佛經翻譯家，是前無古人的；作為愛國者，他的崇高的愛國主義品德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淵博的學識，也是罕見的。他在世界佛教史和世界文化史勞績卓著，貢獻是不朽的，是應當充分肯定和永遠紀念的。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對於研究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亞細亞各國的古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妙應寺也許與佛教的劫難說是一種巧合，但是這座古刹確實可以說是劫後重生的寺院的代表，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北京佛教發展的分水嶺。
妙應寺位於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內，其中的白塔比寺院更為出名。該塔俗稱“白塔”，人們常說它是喇嘛塔。其實，準確地說，這是一座藏傳佛教的典型古佛塔，是我國現存最大的元代古佛塔。元朝從成吉思汗立國，到忽必烈入主中原，完成統一大業，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文化對於個人是一種能力或者資產，對於當權者來說就是一種工具。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創業的帝王都深諳其中的奧秘，所以他們在入主中原前後，都充分地運用了宗教文化的巨大影響力。比如，成吉思汗開始就在金中都的唐朝天長觀舊址上修建長春宮，奉迎長春真人丘處機在這裏布道。而對於佛教，忽必烈則采取了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並重的態度，實際上是讓這兩個教派互相製約。對於宗教徒來說，他尊崇藏傳佛教花教派的首領八思巴為全國的宗教領袖，既加強了對西藏地方的控製，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漢傳佛教的影響力。修建白塔，就是忽必烈所采取的推崇藏傳佛教的重要舉措。至元八年（1271），由尼泊爾工匠阿尼哥和中國工匠一起開始設計建造這座恢宏的佛教白塔，曆時8年，始告竣工。該塔通高50.9米，最下為三層方形的台基，其上為蓮花座，再上為覆缽形的塔身，塔身上有方形塔頸，塔頸之上為圓錐形的“十三天”，再上麵為直徑約12米（一說為9.9米）、由40塊扇形銅瓦拚成的華蓋，其周邊懸掛著36個銅風鈴，每個風鈴高約1.8米。華蓋的頂上，聳立著高近5米、重約4噸的銅製鎦金塔刹。至元十六年（1279），塔成之後，又在塔前建規模宏巨的大聖壽萬安寺。明朝的時候，改名為妙應寺，塔也就被稱為妙應寺白塔了。元代建塔的時候，藏傳佛教的主要派別有紅教和花教兩大派。到了明朝，青海的佛教徒宗喀巴創立黃教，並逐步取得了主導地位，俗稱喇嘛教。明清兩朝以來，白塔的建築形態遂成了喇嘛教的代表性建築之一。
清朝末年以後，寺毀塔存。20世紀60年代，該塔被列為國家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該塔受損嚴重。1977年和1978年對該塔進行了緊急搶修。20世紀90年代以後，從恢複北京古都風貌和佛教文化兩個方麵考慮，重修妙應寺。
雍和宮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廟、建設最晚的佛教寺院。豪宅舍為寺院的不乏其例，而從王府到帝王行宮，再成為寺院的則十分罕見。雍和宮始建於清朝康熙三十三年（1694），當時是四貝勒胤禛的府邸，後來為雍王府。胤禛繼承帝位後，於雍正三年（1725）將該處府邸改為行宮。雍正在位13年，乾隆即位後，於乾隆九年（1744）將這處行宮改建為喇嘛廟。這也可以說是帝王之家對佛教的一種“施舍”。佛教對這種施舍的解釋，通俗地說，就是償還過去的“欠債”，積蓄未來的“福祉”。這恰恰擊中了人的天性中最脆弱的一個環節：一個人的一生不管說得多麼輝煌，總有兩麵。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人的心靈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玷汙，因此維護心靈的健康，就需要不斷地淨化心境。當一個人自覺地感受到或者是明確地認識到心靈上積累了一些塵埃或汙垢的時候，就會產生一定歉疚的心情，甚至是負罪的感覺，造成心理的壓力。人與生俱來的競爭意識和自尊心使得人不願意，甚至發展到不可能向弱者承認自己的短處、錯誤。正是在這一點上，強者表現出了極大的脆弱性，他們甚至比有些所謂的弱者更加需要一種信仰的支撐。
人類文化遺產中，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一些曆史巨人的人生軌跡。這些軌跡有的段落是清晰可鑒毫發的，是非常磊落的，有些則是模糊得怎麼也看不明白，還有一些則是隱晦甚至詭秘的。人類對這些遺產則是崇敬輝煌和磊落，敬畏永恒和神秘。雍和宮正是承載了可以看見的建築文化和宗教文化，同時也承載了看不見的清朝三位巨人的人生軌跡。
就可見的文化遺產來說，雍和宮有三項佛門藝術的絕品：“五百羅漢山”、楠木雕佛龕和檀木大佛。
五百羅漢山位於法輪殿內，法輪殿平麵呈“十字”形，殿頂立有五座鎦金小佛塔，為典型的藏式喇嘛教建築。殿內供奉著6米多高的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銅像。在像後即是佛門藝術瑰寶五百羅漢山，山高34米，由檀香木雕成。在山穀洞壑等之間，錯落分布著由金銀銅鐵錫塑造的五百尊羅漢，形神各異，栩栩如生。所憾者，這些藝術珍品丟失了51尊，現在實有羅漢449尊。
楠木雕佛龕在照佛樓內，是乾隆的母親供奉佛祖的佛龕，內供奉釋迦牟尼的銅像，兩側為阿難和迦葉。佛龕及佛祖的火焰背光，全部由金絲楠木雕成，圖案細膩，刀法精純，是清朝木雕的上乘之作。
雍和宮中的檀木大佛，除了高大之外，它還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曆史見證。在乾隆年間之前，西藏地方是政教分離的社會形態。藏王朱爾默特那木勒想擺脫中央政府的控製，把西藏分裂出去，這樣就與西藏的宗教領袖達賴發生了衝突。清朝政府派兵平定了藏王朱爾默特那木勒策劃的叛亂，廢黜了藏王，將西藏政權改為政教合一的政體，提高了達賴的政治地位。達賴為了表達對乾隆皇帝的感激之情，用重金從南亞購得珍貴的檀木，花費3年時間運到北京，為雍和宮的喇嘛廟增添無量的功德。雕塑完工的檀木大佛通高約26米，地麵以下8米，地麵以上18米，是彌勒佛的立像。或許達賴此舉還有另外的深意，因為一般在佛教寺院中供奉佛像，多首選釋迦牟尼的像，或者同時供奉“三世佛”的佛像。而達賴為雍和宮雕塑的檀木大佛，則選了彌勒佛像，彌勒佛在佛教中為“未來佛”，因此達賴在這裏多少也有恭維篤信佛教的清朝帝王的意思。
就清朝三位帝王的人生軌跡來說，在中國整個曆代帝王中，康熙和乾隆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兩個封建皇帝，分別在位61年和60年，中間雍正皇帝在位13年。雍正皇帝曾經被認為是大搞文字獄的帝王，身後可以說是“罵名滾滾來”。然而20世紀末，曆史學界的一項研究，卻證實了如下的一個基本事實：在短短的13年中，雍正皇帝批閱的奏章是封建帝王中最多的。實際上在康熙盛世的後期，輝煌之下滋生了腐敗，國庫日漸空虛。康熙作為有“千古一帝”之稱的盛世帝王，也有其無奈：最疼愛的貝勒，不是最能幹的；最能幹的，又不一定是最喜歡的。雍正如何在諸多貝勒的皇位之爭中最後奪得了繼承權，也許是曆史學界永恒的研究課題。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雍正即位也麵臨著兩難的抉擇：既要維持先皇的英名，又要挽狂瀾於即傾。亂世重典，成為其不二的選擇。從中或許多少可以體察出雍正作為帝王而皈依佛門的一些蛛絲馬跡。乾隆遵從母親的願望，體察父皇在世時的心意，把一座皇家的行宮，改建為喇嘛廟。同時作為新的帝王，乾隆深諳佛教在維護其統治中的作用，這樣舉措又能夠籠絡蒙古族、藏族等的民心。可以說是一舉多得。
要言之，不是佛祖釋迦牟尼需要金碧輝煌的鬧市中的供奉，而是帝王內心隱秘而脆弱的一隅需要信仰的支撐；穩定邊疆和維持民族的團結等，在一定意義上也需要宗教。誠如乾隆所言：敬一人勝十萬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