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琬在對佛教創始人表示崇敬的時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視角和做法。與大多數拜謁佛祖，求佛祖賜福的信徒不同，他從其師慧思那裏除了學習一般的佛教理論外，更多地體驗到了佛祖所說的周而複始的劫難將降臨世界，萬事萬物均不能免的“義理”。與石窟藝術所表現的追求佛教創始人的高大造型藝術來傳世不同，靜琬考慮更多的是如何使得佛教的理念能夠曆經劫難而獲得永恒。同時，他也深刻地悟出人類文化的傳承中，任何的造型與繪畫都無法與語言文化的深刻性相比美。因此，他采取的奉獻方式是：“承師誌，發願刻石經以備法滅。”於是，他在雲居寺的北山“鑿岩為室，即磨四壁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用鐵錮之”。從靜琬開始，一直到明朝末年，其間除了唐朝末年和五代的混亂時期外，諸多佛子都虔誠地繼承著這種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奉獻，累計經曆了1000多年的時間，刻寫佛教經卷數百卷，在山上開鑿收藏石經的山洞九室，共計有石經版4559塊。遼金時期，在寺院的南側挖掘地穴，埋藏石經版10 611塊。這些石經成為佛門至寶，因此也為該寺贏得了“小西天”的稱謂，白帶山也被人們習稱為石經山了。
人們也許會問：是何等巨大的信仰力量，支撐著靜琬禪師和其後的佛教信徒們去完成如此的大業？靜琬的受業師父慧思曾經名動三湘，是南嶽著名的高僧。可是靜琬本人在講說佛法方麵，並沒有如同山東靈岩寺的朗公、湖北玉泉寺的智者大師等高僧那般令“猛獸歸服，頑石點頭”或者“名動三楚，聽者常超過千人”。
1949年以後，對這個地區佛教文物的清理工作，或多或少地揭開了這個人類信仰之謎。在遼天慶七年（1117）所建的南塔（也稱為壓經塔）的底下，發現了舍利函。經過當代佛教的權威機構對封固該函的佛門文物的鑒定，確認其中的舍利子是釋迦牟尼的佛舍利。對於佛教徒來說，這是佛門的無價至寶。因為，佛教認為，隻有高僧大德在圓寂之後，肉身火化的時候才會出現舍利子--一種深灰色的珠狀物。釋迦牟尼火化後，出現的舍利子被弟子們收存供奉。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其中部分舍利子被帶到世界一些佛教國家供奉，成為佛教最高等級的信物。後來把釋迦牟尼火化過程中，沒有燒盡的小骨頭、牙齒等稱為“真身舍利”，與舍利子同樣成為佛門至寶。可以推斷，雲居寺的佛舍利子是信徒們重要的精神支撐力量的源泉。
石經和佛舍利子等佛門的文物，同時也是人類重要的和具有特色的文化遺產。該寺應該是北京佛門中第一個能夠申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古刹。
法源寺寺院作為一種文化的載體，它不僅僅承載了佛教本身的文化，同時它還不同程度地承載和折射著整個曆史時代的總體文化風貌。法源寺作為北京城區最古老的寺院，始建於唐朝貞觀十九年（645），曆時半個多世紀才完全建成，初名憫忠寺。因為當時北京是唐朝的幽州重鎮，憫忠含有追悼邊防將士亡靈的意思，特別是追悼那些跟隨唐太宗征戰遼東失利陣亡的將士。到了中唐時期，由於鎮守幽州的安祿山等發動了“安史之亂”，唐朝由盛而衰，其間該寺改名順天寺，大概是表明了佛教與世俗的一種特殊的關係，即佛教要靠世俗的人們來供養，所以佛教也必須為世俗的人們祈求平安，順乎天意。
明朝時，該寺成為帝都的佛門聖地之一。但是自明成祖之下，仁宗在位僅僅1年，宣宗也不過做了10年的皇帝。所以，到了明英宗的時候，該寺的僧人在進行修葺的同時，將寺名改為“崇福寺”，也許是為萬民祈禱福祉，更多的大概是為明朝的帝王們祈求佛祖賜福。
清朝的帝王由於是屬於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所以表麵上對漢傳、藏傳兩支佛教都很尊重，實際上則更崇尚藏傳佛教。因此，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將寺名改為法源寺，沿用至今。
作為都城的最古老的佛教寺院，目前它是中國佛學院所在地。在這裏的曆代碑刻以及佛教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佛教文物則是大唐高僧玄奘的頂骨舍利，以及玄奘所翻譯的全部佛經。如果能夠對唐玄奘的真實人生有更多的了解，對法源寺的這些佛教文物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也許會有更深刻的體會。當代佛學研究者方立天先生評價說，中國佛教徒出國，玄奘“聲譽之隆，千古一人”。
玄奘，俗姓陳，名，生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另說生於仁壽二年（602）。河南洛州緱氏（今偃師緱氏鎮）人。15歲，在中國佛學發源地洛陽出家，法號玄奘。他穎悟過人，膽識超群，研習佛經，幾乎過目成誦。為了考證不同佛教譯本在義理方麵的異同，他花費10多年時間，遍訪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高僧。在這個過程中，他深感中國佛教麵對兩大憾事：其一，南亞傳入中國的佛經殘缺不全，對了解佛教創始人的本意帶來許多不便；其二，由梵文譯成漢文的過程中，多處譯得含混不清，甚至還有不少錯訛。年輕的玄奘暗下決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親自去“西天”，尋求真經，弘揚佛法。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玄武門之變後，高祖李淵禪位給李世民。27歲的玄奘和尚借機上表，請皇帝準其出國西行，尋取真經。貞觀之初，太宗皇帝及魏徵等一班大臣麵臨一大堆急需理順的國家大事，玄奘出國的要求遭到冷遇。可是，玄奘並不因此而氣餒，他從佛教徒的立場出發，並不把大唐皇帝的聖命看得多了不起。他決心冒沒有通關文牒出國的風險，猶如今天沒有護照出國一樣，獨闖“西天”。玄奘就這樣披一領袈裟，持一化齋缽盂，悄然離開長安，踏上了絲綢之路。但是在官吏們看來，沒有皇帝恩準，私自離開大唐，就是犯罪。涼州都督聽說一個小和尚不待聖命，就要出國，立即命人攔截玄奘，婉言勸其返回長安，等待聖命恩準再行。玄奘一來求經心切，二來自恃世外方士，朝廷法度奈何不得，於是在涼州僧友協助下，星夜闖出州城，直赴大唐邊關瓜州--今日敦煌。都督發現玄奘逃出，料定他必去邊關，立即發出廣捕文書，快馬飛遞。待玄奘到瓜州玉門關時，城牆上已貼出了緝拿長安和尚玄奘的告示。世外人法無定法，玄奘一不做二不休，找當地一僧友領路，幹脆從荒無人跡的沙海西進，繞過了玉門關。
離開陽關和玉門關一線10多天，備受路途饑渴煎熬的玄奘，到達了吐魯番盆地的古高昌國。國王文泰把這位年輕的大唐僧人待為上賓，聚集文武，聽玄奘講談佛理。玄奘則以廣博的學識，贏得了高昌國君臣的敬重。文泰再三挽留玄奘主持高昌佛教事務，任國家最高僧職。然而，玄奘誌在西天，不在安樂，矢誌取經。這種堅定的信念感動了高昌國王，他和玄奘結為僧俗異姓兄弟，向玄奘頒發了高昌國的通關文牒，並寫下了24封親筆國書，請沿途24位國王關照他的佛門兄弟。臨離高昌國時，文泰又贈玄奘駿馬30匹，隨從25人，10至20天的所需物品。按照佛教的說法，這是玄奘取經能夠成功的重要機緣。
公元630年，玄奘一行到達了位於今克什米爾一帶的古迦濕彌羅國。在這裏的2年多，他過的是“留學生活”，以一個聰慧的學生的身份，專攻梵文佛經，為完成他後半生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外文基礎。他在700多個日日夜夜中，苦讀了佛教徒第4次結集的96萬字的經書《三十萬頌》。這是一部用梵語寫的韻文，每兩行押一韻，30萬頌，就有60萬行梵文。同時，玄奘還研讀了古印度的語言文字學和邏輯學。當他離開迦濕彌羅國時，已是一位能用梵、漢兩種語言對話、寫作，滿腹經綸的高僧了。
玄奘進入南亞尋求佛教的起源地，曾拜年過百歲的婆羅門學者為師，也曾當過戒日王的上賓，參謁了釋迦牟尼的許多佛跡。最後，到達了佛教聖地那蘭陀寺。當時，全寺有學習佛法的和尚4000多人，其中有1000多人讀懂了20部經律論，有500人精通30部經律論。獲得佛學最高稱號“三藏法師”的僅有9人，他們都是經過最嚴格的考核，精通50部經律論的佛子。
玄奘在那蘭陀寺，經長老戒賢大法師主持的嚴格考核，獲得了第十位“三藏法師”的稱號，因為他是大唐和尚，許多人都稱他為唐三藏。隨後他又在寺中學習5年，外出遊學1年。公元641年，又回到戒賢法師門下。
不久，佛門中更難得的機緣來到了41歲的唐三藏麵前。印度半島的一個大國的國王--戒日王，是大乘佛教的信徒，他與鄰國的征戰，也引發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經久不息的論戰。為了進行佛學辯論，戒日王向那蘭陀寺的戒賢法師求助。戒賢法師則選派玄奘去參加南亞的這場佛學大辯論。
公元642年12月，在戒日王的國都曲女城，佛學史上空前的教派大辯論開始了。南亞18位國王，大乘、小乘兩派共3000多高僧，佛教以外的宗教信徒2000多人，以及數以千計的平民都來聆聽高僧論法。玄奘以大乘教派論主的身份，闡明佛理和大乘教義，批判了小乘教派的佛理及其不足之處。他談吐侃侃，口若懸河，邏輯嚴謹。發言後，玄奘把寫好的《製惡見論》高懸大會門前，聲明，誰能駁得文中一字，論主以頭相許。這次打擂式的大辯論持續了18天，除第一天小乘教派尚有人能辯上三言兩語外，其後再無人能登台與玄奘平起平坐爭論佛理佛法了。會後，玄奘謝絕了戒日王的一切贈禮，隻同意騎乘裝飾華麗的大象繞場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