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想再做解釋，徐向前正好走了進來，將話題轉到當地的形勢上。末了，徐向前想知道卡爾遜打算如何回到漢口去。
“我想在山東了解一些情況，”卡爾遜答道，“然後希望能找到一條穿過黃河和鄭州以西地區的路線。”
“如果你難以找到護送部隊，就再回到這裏來。”徐向前說，“我總能想辦法讓你通過的。”後來，卡爾遜果真用上了徐的許諾。
外國人眼中的紅軍之父
到了抗戰的第二、第三年，延安的“居民”已經對來訪的外國人不陌生了，連孩子們也敢走近他們，仔細瞧瞧他們的藍眼珠，用指尖觸一下他們毛茸茸的手背，然後開心地跑開去。
外國人在延安已經毫不拘束，談笑風生，吃著冰涼的梨，悠閑地喝著茶。
然而，新的一年的來臨——１９３８年，對於中國來說，卻是極端困難的一年。各條戰線都有消息傳來，幾天以前，天津落入敵手，杭州淪陷。日本人正在準備發動一場為期三四個月的攻勢，拿下廣州，拿下廣漢鐵路、拿下漢口和平漢鐵路。在延安的外國記者和作家，能收到漢口、上海和美國寄來的一些英文報紙、雜誌，即使漢口來的報紙也要晚一個星期，而收音機隻能收到些最重要的新聞標題。
熱情的史沫特萊帶上剛剛收到的《紐約》雜誌、《今日中國》到八路軍總部，給朱德和其他人介紹最新情況。跟往常一樣，朱德拿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筆記本，這裏麵記著一些國際和國內的重大事件。當翻譯把報紙和雜誌上的重要內容講出來，朱德就在一旁記著。對於國際聲援中國的情況，他聽得特別仔細，幾乎一字不漏。他記下了去年１０月１日在紐約麥迪遜廣場公園召開的聲援中國的群眾大會的種種細節，以及大會籌集資金，為中國購買藥品、衣物，向中國贈送資金等方麵的情況；紐約電台關於中國的廣播以及美國、法國、英國和印度抵製日貨的運動都可以從他的筆記中找到——這些材料以後會出現在八路軍的出版物中或被引用來向軍隊和群眾作報告。其中一些比較長的、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章則譯成中文，以便在部隊教育中加以引用。
朱德還記下了有關日本軍事、政治、社會、經濟情況的每一個重要片斷。他把報上發表的日本天皇告誡其軍方和人民，說對華戰爭將長期繼續下去的講話也給抄了下來。朱德還讓外國記者們把《今日中國》所刊登的一篇關於日本從中國獲得經濟利益的具體材料的長文章全文翻譯出來，交給他。他對報紙的評論也聽得津津有味，有時還要提出一些問題，可惜“史沫特萊同誌”無法作答，因為她找不到原書。他詳細地詢問起刊登在《新共和》雜誌上的一係列論述中國蘇維埃情況的文章，還問起《太平洋問題》季刊上的各種文章。他對日本人打沉長江裏的美國、英國的炮艦後，美、英方麵的反應特別感興趣。史沫特萊談到刊登在上海發行的一家英國報紙上的文章，文章勸告南京政府聽墨索裏尼的話，應與日本媾和。朱德聽後，臉上出現了一道道皺紋，充滿了憎惡的表情。
任何有關羅斯福總統發表講話的點滴消息都必須翻譯成中文。美國國會議員的講話，不論是親日的，還是反日的，朱德都要專心聽一聽。
新年除夕之夜，八路軍總部裏的朱德，就在與外國記者的娓娓交談中度過。
在外國人眼中，他的外貌使人難以將他與剛強的戰地領導人聯係在一起，倒不如說，他像每一個人的父親，在一天長時間艱辛而又滿足的勞動之後，懷著無拘無束的寬舒心情彎著身子歸來，並且帶著安詳的微笑和成熟的樸實無華的智慧，閑談起他漫長閱曆中熟悉的那些事情……
與此相比，外國人把毛澤東描繪成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連一些日本人也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曆史有深入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記憶力驚人，而個人習慣和外表卻落拓不羈。
１９３９年９月，當埃德加·斯諾再次來到延安幾華裏外的黃土崗、毛澤東的“三居室”的窯洞裏時，上述的印象更加強烈了。他們談話涉及的範圍更加廣泛了：羅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分歧，中國的工業合作社，統一戰線中的新問題，歐戰，蘇聯對歐洲的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他們翻閱當天送來的報紙，討論著報上的新聞。
毛澤東認為羅斯福將使美國參戰。他認為在蘇聯未參戰的情況下，在張伯倫把英國拖入戰爭之前，這場戰爭或許還是“進步的”，但是現在它是純粹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毛澤東對美國兩黨對待戰爭的態度迷惑不解。他很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執政的民主黨的參戰得到了共和黨的支持；而這次戰爭又是民主黨執政，羅斯福正在呼籲改變美國的中立政策，希望率領美國參戰。但是共和黨人卻始終強烈地堅持孤立主義。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共和黨不是代表大金融資本嗎？他們不是能從戰爭中發橫財嗎？
斯諾直率地說明，大金融集團的“魔手”伸進了兩黨內部，而公眾輿論能夠導致共和黨改變原來的立場。他引用了在廢除美日通商條約時，輿論對共和黨人產生的影響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