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這是美國政策中的“矛盾”：“盡管廢除了美日通商條約，美國商人仍然繼續把原料賣給日本，而且數量比以前更多。”
後來成為共和國外交部長的黃華陪著斯諾。在談話間隙，斯諾注意到毛澤東居住的窯洞陳設已經有所改變：牆上抹了白灰，地下鋪了磚，略有一點裝飾。毛澤東比以前胖了，頭發剪得短了些，穿得還是普通士兵的製服。他說他依然酷愛戎馬生涯，說他的腸胃在打長沙的戰爭中比別的時候，包括現在都要好……
斯諾問到中國的外交：“中國在外交政策上強調，中國的鬥爭是站在民主一邊反對法西斯主義，中國是屬於民主國家的行列。那麼有沒有根據可以說中國是民主國家呢？”
毛澤東略帶譏諷地說：“唯一的根據在於我們國家的正式名稱，叫做中華民國——人民的共和國。但是究其實際，顯然是缺乏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民權原則存在幾十年了，但是至今沒有兌現。我們需要民主，不僅是作為外交上的詞藻，更為重要的是，必須有民主，才能贏得抗日的勝利。”
“由於戰爭的結果，中國政府的階級基礎是否發生了任何變化？”
“是的，有一些變化。沿海一帶和長江沿岸城市裏最有錢的人已經成了漢奸和準漢奸。這些人的代表是汪精衛。”
在這次訪問中，給斯諾印象最深的還是毛澤東對戰爭的幾點預見。那時，毛澤東預見日本不會參加歐戰，而會試圖強迫西方列強壓迫中國接受決定。他認為，日本隻有從英美那裏擠出足夠的讓步，削弱它們在遠東的政治和軍事地位之後，才會進而奪取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最後是菲律賓。毛澤東說，英國人將試圖“製止在中國的戰爭”。有一次他說，張伯倫認為有必要“犧牲中國以便同日本結盟”。他還預見到，一旦英國或者美國試圖搞一個遠東慕尼黑時，蘇聯可能會同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條件是日本不幹涉蘇聯支援中國。
毛澤東的觀點在重慶引起了轟動。他的觀點和蔣介石的意見恰恰相反。蔣委員長已經發表談話，宣稱歐洲的戰爭不會影響英國對華政策，即繼續維護《九國公約》和“門戶開放”諾言。連有些共產黨人也認為毛澤東走得太遠了：他們希望張伯倫會把中國看作英國本身在遠東的安全的堡壘，而給予具體的幫助。連斯諾當時也認為毛的估計錯了。然而到１９４０年７月，英國保守黨政府卻向日本做了最後一次綏靖主義的姿態，它違反《九國公約》和英國在日內瓦作出的“不采取可能削弱中國抗戰力量之行動”的莊嚴諾言，封鎖了中國僅剩的通過緬甸的對外貿易通路……
中共最初的“外交部”
與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成功地在延安會見西方記者的同時，中共的外交活動也先後在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外事小組的武漢和重慶開展起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博古等中共領導人，利用其合法地位，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及時宣傳中共的抗戰主張，了解英美的對華政策，收集有關國際形勢的情報，使武漢和重慶先後成為戰時中共國際活動的中心，吸引了各國駐華使節、武官和大批外國記者、作家、援華代表團及友好人士。
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是隨國民黨政府沿長江西遷武漢的。
周恩來和鄧穎超住在珞珈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農戶房子裏。山坡上長滿了桃樹，上山路修得很好。他們的住宅成了許多來訪者光顧的地方。他們中有中國學者和西方人士，如史迪威將軍，作家約翰·根室、鮑勃·哈特、尤金·伯克哈特，《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ＳＴ斯蒂爾，紐約時報的蒂爾曼·德爾丁夫婦……不知為什麼，他們總愛重複同一個話題：“你是否真正信仰共產主義？”
而周恩來總是邊笑邊答：“是的，我們確實信仰革命，但戰爭結束後，我們需要西方國家的援助。”周恩來明白，也許是他舉止文雅，言辭從不激烈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