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身居延安窯洞，卻發出許多有關世界、後來被證實的預言。外國女作家眼中的朱德總司令更像一位老父親剛從菜地耕作歸來。而重慶的周公館，已經為未來的新中國準備了一批最有才華的男女外交官。
毛澤東——窯洞裏的預言家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末，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又回到了延安，與毛澤東等政治局領導一起開會。形勢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經占領了上海，正準備占領蔣介石的首都南京。
中共中央嚴密注視著“盧溝橋事變”的發展，他們曾於事變的第二天，即向全國發表了號召抗戰的宣言。７月２３日，毛澤東在一個文告中提出：“抗日的外交，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沒收其財產，廢除其債權，肅清其走狗，驅除其偵探，立刻和蘇聯訂立軍事政治同盟，緊密地聯合這個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幫助中國抗日的國家。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他們的援助。戰勝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於敵人的。”這是中共最基本的對外政策。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中第五項又規定了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範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德意日侵略陣線。聯合朝鮮和日本國內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天空中傳來了一陣低沉的“嗡嗡”聲，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靜寂。一架飛機在低空盤旋，然後準備下降。這是一架圖-３型飛機。毛澤東和周恩來坐在一輛小型救護車裏直奔機場，該車是紐約的華人洗衣工公會捐贈的，現在用來接送貴賓。飛機終於降落了，從飛機上下來了一位裹著厚厚的毛邊夾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
王明已被選入享有權威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回來時顯得特別神氣，準備隨時接任中共的領導。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近視的、煙不離手的康生，１９３１年周恩來離開上海後由他主持上海的特科工作。王明和康生都是１９３２年離開中國去莫斯科的，直到如今才回國。
在那天的洗塵宴上，毛澤東話中有話地說：“喜從天降。王明同誌回來了。他過去對革命的貢獻，他的鼓舞和指導作用證明是極為寶貴的……在這一曆史時刻，他又回來指導我們了。”
周恩來一言未發，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把一杯６０度的老白幹一飲而盡。王明回來將使形勢變得更為複雜。他試圖代表莫斯科，要讓中共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
在上海已經陷落，南京也岌岌可危的關頭，蘇聯擔心蔣介石會繼續讓步，與日本人做交易。蔣把親日派的國防部長何應欽一直留在身邊。莫斯科認為毛澤東拒絕將紅軍的實權交給蔣介石是一個錯誤。幾天後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當王明侃侃而談“怎樣贏得戰爭”時，這一點已十分清楚了。他說，事事都要協調一致，應該有絕對的統一。一切都通過統一戰線。這就是說，蔣介石應該是軍事戰略的實際領導人，而這正是毛澤東堅決不能同意讓他的紅軍去這麼幹的。周恩來也說：“我們不能這麼幹。這意味著又一次大屠殺。”但王明仍然堅持己見。幾天後，他和周恩來一起去了武漢，參加由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王明不習慣延安住窯洞的日子，吃的是蔬菜和小米，一周才洗一次澡，生活毫無樂趣。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９日至１４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圖為與會者合影，前排左起：項英、凱豐、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左起：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博古、周恩來、毛澤東。
然而毛澤東已經在這裏紮下了根，這裏幾乎成了他的第二故鄉。那個土窯洞成了他與外國朋友的會見廳。一天傍晚，於抗戰爆發時來到中國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卡爾遜來到這裏。他走進毛澤東的窯洞時，桌上點著一支蠟燭，毛澤東從桌子後麵挪出來歡迎他：“我聽說你跟我們的部隊一起活動了，我很高興在這裏歡迎你。”
他倆在桌子兩邊對坐下來，毛澤東輕聲地喊窗外的警衛員去取來茶和花生。他們談到深夜，內容涉及戰爭、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形勢，各個時代政治思想的發展，宗教對社會的影響，還有，整個紅軍組織的成員們。
談到共產黨人的外交政策，毛澤東爽快地回答：“我們的外交政策和國民黨是有區別的。具體地說，大致有幾點：第一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區別；第二是英美與德意的區別；第三是英美的人民與英美的帝國主義政府的區別……”
毛澤東偶爾站起來，叼著香煙或煙鬥，一邊踱來踱去，一邊談著。轉到歐洲局勢時，卡爾遜說，如果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英國將參戰。
“不，”毛澤東從嘴裏抽出煙鬥，強調說，“英國不會為捷克打仗。如果德國插入西南，英國就會參戰，但它不準備為捷克而戰。”
卡爾遜一愣。但次年１０月，在慕尼黑，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言。
“隻要人民有誌氣忍受困難，有願望繼續抵抗，中國就不會垮台。”毛澤東在他的舊煙鬥上裝上長長的、多筋的黃煙葉，信心百倍地說，“中國像一個能盛一加侖的細頸瓶，而日本灌進了半品脫水（一品脫等於１／８加侖）。它的部隊進占一地，我們轉向另一地方；他們追擊，我們就後退。日本兵力不足，無法占領全部中國，隻要人民決心繼續抵抗，它就無法用政治手段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