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周恩來把早已擬好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提交蔣介石。蔣介石目光冷峻，並不多看，卻拿出個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來。“主張”條文裏寫著：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和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同盟會將來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
像撲過來一陣熱浪，周恩來全身一陣不快。他說：“有關國民同盟會事關重大，必須請示後定。”
交談不歡而散。以後幾次交談，蔣介石沒有任何鬆動，周恩來隻好攤牌：“我們不能同意蔣先生的提案。”
蔣介石毫無顧忌，連杭州答應的紅軍三個師以上設司令部的諾言也推翻了，隻同意三個師以上設政訓處指揮。
天並不熱，周恩來的一排扣子全解開了，全身靠在椅背上，反問道：“政治機關如何指揮軍事？”
蔣介石氣衝衝地：“我要你們指揮，你們亦能指揮，這是沒有問題的。”
“不妥，此案終究不妥。”周恩來合上麵前的文件夾，不想再談下去。
“我看可以，這個政訓處由你來當主任，康澤輔之……至於毛先生，朱先生，可以請他們出洋。”
周恩來站起來，用文件夾的背脊敲了一下桌子，臉上浮現一種令人惶遽的威嚴氣色：“一個楊虎城已經出洋了，再請朱德、毛澤東隨之，蔣先生，豈非你把我們黨也看作一個地方軍閥而已？”
蔣介石慘慘一笑：“言重了，言重了。在黨與黨之間我們是對等的嘛。現在隻是我與你，或者說我與你們共產黨討論問題。”
“看來我隻有回延安請中共中央討論這個重大問題。”周恩來夾上文件夾，朝門口走去，回頭說了一句：“此問題不能解決時，隻有請張衝先生進蘇區去談了。”
６月１８日，周恩來回到延安。
毛澤東的窯洞裏又是煙霧騰騰。在一番爭論之後，毛澤東拿出一頂剛剛得到的國民革命軍的軍帽，戴在頭上試了試，說笑起來：“看來蔣介石是一定要我們戴他做好的帽子，我們就不妨戴一戴吧。反正腿還在我們身上，不行就走嘛。”
蔣介石感歎周恩來不能為其所用蔣介石將陳布雷調上廬山，給他寫有關“西安事變”的回憶錄。陳布雷住在牯嶺河東路５４號，離蔣介石不遠，隔壁就是談話會的招待所，來訪他的客人經常滿座。陳布雷先去晉見蔣介石。蔣介石滿麵春風：“布雷先生，你來了，好好，好好休養，有時間再為我撰幾篇文章。”蔣介石坐在藤椅上，手擋住嘴，歎息道：
“周恩來在６月裏一個晚上來見過我。我同意將紅軍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叫他們在華北及敵後打擊日寇。”說到這裏，他凝思著，“我與周恩來打交道多年，的確是個人才啊。我們黨裏像這樣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為我所用！”
陳布雷對周恩來這個傳奇人物早已有所耳聞，傳說中的周恩來從容大方，足智多謀而不失政治家風度。他很想能有機會見一見。
“不久他還會來的，你不妨與他交談一番。他也是我們江浙一帶人，若與我們同心同德便好了。”蔣介石對陳布雷說著，自己也陷入遐想。
６月２６日，蔣介石已去電再邀周恩來上廬山。７月初，周恩來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７日，到達上海。就在這天晚上，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發生了。
本來廬山談話會的各種論調都有，如何應欽說，中國武器不如日本，若開戰，七日之內中國必亡；孔祥熙也說，抗戰不如參戰，參戰不如觀戰；張群還向蔣介石提出所謂“十四字箴言”，即“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後和，和而後安”。蔣介石自己對日也存有幻想，缺乏抗戰信心。可是盧溝橋的橋聲一響，談話會被震了一下，蔣介石自己也被震得不輕。
也就在這一天，他收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九名中共領導打來的要求收複失地的電報。
第二天，又由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等人率全體紅軍，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即刻改為國民革命軍，授名為抗日先鋒，與日寇決一死戰。
７月１４日，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來到廬山。因為談話會的２３０多人陸續到達，廬山道上轎輿如梭，牯嶺市街冠蓋雲集，一時成為全國政治中心。他們被分別安排在會場附近的美國學校、仙客飯店和胡金芳旅社三處居住。自有別墅的來客和陪客則下榻私邸，每人發給一枚特製的圓形白底藍色“五老峰”會徽。
周恩來他們住在陳誠別墅，與一些會員僅一牆之隔，一出門就碰見。博古、林伯渠都說：“何不利用此機會，以我們黨代表的身份參加談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