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幾度，轉眼到了１９３６年春天，又是這位張衝先生，又在《申報》上登出一則尋找“伍豪”的啟事，要求被尋者見報後於５月５日去上海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某號房間，與落款者一晤。
然而這次可不是張衝故伎重演，而是出於民族大義，要尋求國共合作。雖說張衝是中統要員，在其任上也搞了許多特務活動，但因其接觸共產黨情報的便利條件，事實告訴他，共產黨並非“殺人放火”的“洪水猛獸”，特別是《八一宣言》對他觸動很大，他對蔣介石“攘外須先安內”的政策產生了懷疑。他曾對部下說，當前日寇侵略日亟，共產黨也是有愛國心的，為什麼不可以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呢？
《申報》啟事登出後，張衝便派要員晝夜守候在這家酒店的房間裏。
鑒於幾年前的教訓，中共中央幾經慎重考察，才派出潘漢年與張衝聯係，開始了兩黨間的秘密談判。西安事變發生時，隨駕以備谘詢的張衝作為蔣介石的隨行人員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國共雙方一時失去了聯絡。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蔣介石為了和共產黨打交道，張衝的作用也日益顯得重要起來。他是國民黨中最年輕的中央執委。這時他已調出“調查科”，專事代表國民黨蔣介石同延安和莫斯科秘密聯絡。他到西安之前，也有人勸他：“淮南你過於冒險，這樣的事幹好了千好萬好，如果做不好就會成千古罪人。”張衝卻很坦然：“調查科的任務就是對付共產黨的，但時至今日，我深切感到國共合則興，不合則亡。年年圍剿，節節失利；強鄰虎視，外債高築；民不聊生，國將不國，我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將盡我職責，爭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至於個人功罪，在所不計。”正因為他的這種態度，使他與周恩來的關係從敵手變成了密友。
和談開始還順利。
張衝帶來了蔣介石的口信：共產黨要等憲法公布後才能公開；特別區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紅軍可以改編為三師九團，不可再加。
周恩來對此略表遺憾。張衝私下又告訴周恩來：“顧祝同規定你們一個師為一萬人，其底牌實為一萬二千人，你們可以力爭超過此數。”張衝還向周恩來建議通過蘇聯的蔣經國來做蔣介石的工作。
周恩來對張衝的誠意深表感謝。張衝歎道：“可惜我手中無實權，不然我們還能合作得更好。”
３月８日，周恩來、葉劍英和顧祝同、張衝、賀衷寒再次會談，彼此認為許多意見大致已趨一致，決定將一個月來的談判做一個總結，由周恩來寫成條文，當晚電告蔣介石做最後決定，以便執行。當周恩來把他起草的《三八協議》草案提交顧祝同後，兩天沒有消息。周恩來去催問，第三天，突然由賀衷寒出麵，拿出另一個修改案。周恩來一看，這個修改案對原已達成的協議作了重大的改動，許多地方令人難以接受，如紅軍改編成三個師後，每師隻能有一萬人，共三萬人；服從蔣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級副職也由南京政府選派；把停止進攻河西紅軍的一條也刪去了……周恩來有些激動，高聲說道：“這樣的修改我不能同意！”
賀衷寒麵無表情，也不搭腔。
“為什麼要改成這樣？”周恩來追問著。
“因為，”賀衷寒丟掉手中的煙蒂，瞪大眼睛說：“共產黨既然承認蔣委員長為唯一領袖，就應該一切服從南京政府的指揮……”他努力挑選著字眼：“紅軍和蘇區應該完全置於南京政府的直接控製之下，陝甘寧行政區仍能算一個地方行政區，直屬所在各省。”
他見周恩來兩眼冒火，便不響了，等待著對方大發雷霆。在黃埔軍校，作為政治部主任，完全可以劈頭蓋臉地罵一罵他的學生，當時是家常便飯。
但是周恩來未出一個粗字，仍是以尖銳的目光直視著賀衷寒。現在，畢竟不是黃埔時期，賀衷寒也不再是當年那個活躍的和進步過的學生，他不但是國軍少將，而且還是蔣介石的代表。
回到住處，他對葉劍英說：“應該馬上報告中央，賀衷寒的這一方案，意在利用這一機會，束縛我們愈緊，即愈難在蔣麵前討價。這些爭執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與紅軍獨立領導問題。”
葉劍英讚同：“這些問題跟顧、賀根本解決不了。賀衷寒這個家夥真是反共習性難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