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夫、立夫兩先生：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張子華）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實在此一舉。
……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為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麵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臨穎神馳，佇待回教。專此，並頌時祉！
周恩來
９月１號
國共兩方的最高級談判，眼看就要促成，卻因蘇聯駐華大使的幾句戲言而急轉直下。
９月間，《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文字已逐漸成形。在一次討論會上，困乏的蘇聯駐華大使、蘇方談判代表鮑格莫洛夫伸了個懶腰，對著陳立夫說道：“一旦中日爆發戰爭，我們決不會幫助中共。”
陳立夫瞪大眼睛，以為聽錯了。可鮑大使還在喋喋不休：“陳先生，中共隻有兩三千兵力，如果他們不聽話，你們就把他們消滅算了。”
鮑大使漫不經心地收拾著文件，準備退場。陳立夫張著嘴，半天沒動窩。
陳立夫跑到蔣介石那裏一說，蔣介石也愣住了，連連追問：“談判中喝酒了沒有？”
“沒有。”
“鮑先生有無精神病史？”
“沒聽說過。”
“翻譯有無錯誤？”
“我找兩個翻譯核對過，況且鮑大使也懂不少漢文。”
蔣介石在搖椅裏來回晃著，似乎在篩選自己的想法：“你能確準他說的是真是假嗎？”
“他說的是真的！”陳立夫類似喊叫地答道，他眯起眼回想著，“在談判時我跟他說過，如果中國將來共產化，對你們蘇聯有什麼好處？你們能製服一個比你們人口多三倍的中國嗎？他並沒表示反對，而且還同意讓我將此話密告蘇聯政府呢。”
蔣介石聽得出了神。他在３月２７日就曾接到閻錫山的告捷電報，電報謊稱：
“我軍於２４日攻下各要隘。據俘虜供稱：毛澤東見各要隘不守，即率軍五百餘西竄，中途被我軍截擊，斃三百餘人，毛澤東及其妻（賀子珍）及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僅以身免……”蔣介石對此半信半疑。他一直在想著自己腦子裏轉來轉去的那個念頭——消滅共軍，畢其功於一役，此刻，他在這種念頭驅使下說道：“與中共的談判隻可虛以委蛇，可趁中共孤立無援之時，將其徹底根絕。我要親自出馬督戰，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出兵剿滅共匪！”
督戰途中，蔣介石接到周恩來９月２２日的來信。信的最後一段說：
……先生為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最高領袖，統率全國最多之軍隊，使抗日無先生，將令日寇之侵略易於實現，此漢奸及親日派分子所祈禱者。先生與國民黨之大多數，決不應墜其術中。全國人民及各界抗日團體嚐屢屢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統率之軍隊及黨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嚐以抗日領袖期諸先生。共產黨與紅軍則亟望先生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於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願先生變為民族英雄，而不願先生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違於抗日親日兩個矛盾政策之間，則日寇益進，先生之聲望益損。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
局部抗戰，必將影響全國。先生縱以重兵臨之，亦難止其不為抗戰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將何以自處耶……
蔣介石把信紙丟在桌上，對身邊的將領說：“他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急於同我妥協。我不會上當。”他又電告陳立夫，他將以軍事壓迫和政治解決雙管齊下。一麵繼續調集部隊“圍剿”紅軍，一麵仍由曾養甫出麵，再次邀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談判。
中共回電，周恩來可以飛往廣州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國民黨不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暫停進攻紅軍，立即準備抗戰。蔣介石得信更加振奮：“窮途末路還講什麼條件！命令部隊加緊進攻，‘剿匪’已達最後五分鍾階段！”
周恩來自然無法成行。由在上海的潘漢年為代表，同國民黨作初步談判。周恩來將此電告正在西安的張子華，要他轉告曾養甫和陳立夫。
陳立夫也是利令智昏。當潘漢年帶著周恩來的書信，如約在上海滄州飯店同陳立夫會麵時，陳立夫一反平日和藹態度，板著臉，屁股扭到一邊，口大氣粗：“我現在是代表蔣委員長答複你，既然你們共產黨願開誠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條件了。”
潘漢年一愣。
陳立夫已在宣讀條件了：“對立的政權和軍隊必須取消；紅軍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軍隊；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才錄用。”
潘漢年額頭罩上一重陰影，慍怒地說：“這是蔣先生站在反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例，哪裏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