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蔣介石從未如此動情：“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在延安，毛澤東聽說張學良放了蔣介石，不禁擔起心來。周恩來給毛澤東回電：“蔣一向自命英雄，他曾答應過的事，大致不會全部反悔。”
為禦外寇，國共間已在尋找合作
雖然到西安事變時，才有幹戈化玉帛，才有周恩來與蔣介石的再次和平相見，但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因素卻早在萌芽。盡管這種朦朧的欲念在周恩來那裏是暗火一簇，在蔣介石那裏隻是火花一閃……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在蔣介石背上猛擊了一掌。他盤算來盤算去，覺得在國際上也要搞點平衡。既然日本成了敵國，能與之抗衡的除了英、美外，與中國近鄰的蘇聯不可小視，他不想四麵樹敵。所以，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當宋子文和孔祥熙鼓動他恢複中蘇邦交時，他答應了。過了兩年，日蔣矛盾更顯尖銳，他不得不召集近臣商議：“看來與日本人的戰爭已不可免，所以與蘇俄的聯係要加緊，我們不能麵對兩個強敵，再讓中共在背後戳我們一刀。我看第一個步驟是派鄧文儀出任駐蘇武官，他有與蘇俄打交道的才能。”
在座者頻頻點頭。
他們知道，鄧文儀在蔣介石眼中是個非同小可的人物。他從黃埔一期畢業後，被蔣介石保薦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後成為“複興社”的主要支柱“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當蔣介石的隨從秘書期間，隻是看蔣介石的臉色行事。蔣對他喜怒無常，時而揮之使去，時而呼之使來，他從無怨言，並對人解釋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固然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精忠的那個精字。”鄧文儀好以“理論家”自居，還喜歡四處演講，一講起來就沒個完。所以有人便給他編了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鄧文儀來講話；一講四點鍾，個個頭發暈，精神訓練害死人！”一個部下實在憋不住，勸他：“你講話能不能簡短點？”鄧文儀不以為然：“講了總比不講好，講得多總要聽進一兩句，不就達到目的了嗎？”部下無可奈何：“你看人家都喜歡聽蔣經國演講，往往言簡意賅。”鄧文儀亮眼一翻：“蔣經國算什麼？他懂的哪有我多！”鄧文儀仕途並不暢。
１９３４年，蔣介石的南昌行營飛機場停存的五架軍用飛機，突然一夜焚毀成灰。蔣介石聞訊大怒，責令行營諜報科長鄧文儀徹查。在調查過程中，鄧竟與機場主任徐培根串通一氣，把這件事說成是汽油庫發生爆炸引起的。與鄧並稱為三大巨頭的行營辦公廳主任熊式輝、秘書長楊永泰內部矛盾尖銳，舉報鄧文儀有接受徐的賄賂嫌疑。
蔣介石在震怒之下，將鄧文儀一切公開職務撤銷。
鄧文儀銜命再度出國，不敢馬虎，在莫斯科廣泛接觸各界人士，特別是軍界人士。秋天回國述職時，他向蔣介石彙報了蘇聯支持中國抗日的態度。
蔣介石對鄧文儀的工作勉勵了一番，憂慮又襲上心頭：“日本在華北步步進逼使得南京政府也岌岌可危，我們不得不準備抵抗。要抵抗，必須取得蘇俄的援助，就像當年黃埔東征一樣，但現在的形勢已非同那時，有共產黨從中作梗。”
鄧文儀領會這個意思：“要取得蘇聯的援助，隻有和中共疏通關係。”
“對，必須首先設法同中共緩解。據我觀察，這個工作在國外做比國內有利。
做得成，與我們有利，做不成於我們也無害。既可避免黨內攻訐，說我們與中共如何如何，又可使共黨不至於在國人麵前有得勢之感，高我們一頭。我們不過是為了民族利益，無暇顧及而已。”
“我明白委員長的意思。”
“你即刻返回莫斯科，要在國際上爭取蘇俄對中國的諒解，想辦法與中共在那裏的代表接上頭。國內的聯絡我另有布置。”
鄧文儀回到莫斯科後，展開了頻繁的外交活動。凡與中國有關的蘇聯高級將領，或者過去曾在中國擔任過顧問的人，以及共產黨在莫斯科的代表，他都一一聯係，與之懇談。他把這些私人談話毫無保留地整理成一個詳細報告，派李副武官專程送回國內，供蔣介石參考。
中共方麵指定潘漢年為聯係人。潘漢年在紅軍占領遵義後，即由朱德、周恩來派往白區，臨行時周恩來曾叮嚀：“勇敢沉著，見機而作。”同年夏潘和陳雲、陳潭秋等一起離開上海到莫斯科，此時正準備回國，卻與鄧文儀接上了頭。
蔣介石做事總喜歡兩手。在鄧文儀於國外尋找與共產黨對話的同時，國內也開始了活動。蔣介石將此事交給了ＣＣ派頭子陳立夫主辦。陳立夫又委派曾養甫具體負責。
曾養甫時任南京政府鐵道部次長。他又叫鐵道部勞工科長諶小岑當聯絡員。諶既是曾養甫在天津北洋大學的同學，又是周恩來在天津時的覺悟社成員，還一度參加過共產黨，認識不少共產黨人。曾、諶兩人的交情很深。當曾把“打通共產黨關係”的任務提出來時，諶一拍胸脯：“放心，包在我身上！”他先去找他的湖南老鄉、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的秘書翦伯讚。翦伯讚搜腸刮肚，提了好幾個線索，諶小岑都感到不合適。突然他一拍腦瓜想到北平中國大學很有名氣的教授、也是湖南人的呂振羽。翦伯讚也說：“呂振羽替《豐台》寫過稿，你可能見過。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家，他的學生中有不少共產黨員，你不妨寫封信去試試。”
諶小岑回去就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