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正在表演西方生活中富有刺激的決鬥;那誇大的、象征性的人群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地站起,影影綽綽,在中國大使的眼中,真的留下了“世界末日”的味道。
第二天早晨,倫敦的報紙登出了日本飛機在通州炸死500名中國士兵的消息,因為他們拒絕放下武器。上午11點,郭、顧二人去拜會駐倫敦的法國大使科爾賓。
他們對他說,我們外交部指示我們請求法國政府在東京運用其影響,勸日本不要再提出必然會導致戰爭的過分要求。
科爾賓使勁彈動著長腿,遲遲不肯表態,語氣中間對中國也不很同情。他的印象竟是:日本有權在華北任何地點駐軍,而當前的危機是由於一次無緣無故的事件所引起的,也就是說,“盧溝橋事變”並非日本人挑起的。
郭泰祺和顧維鈞從法國大使館出來,就去見孔祥熙。
在車上,郭泰祺想去探探德國人的態度。顧維鈞直搖頭。他告訴郭泰祺,孔祥熙曾和希特勒交談了兩小時,希特勒解釋說,德、日條約針對的是第三國際的,德國跟日本交朋友,這種做法對中國並無惡意。孔祥熙甚至相信希特勒說的不會發生戰爭。希特勒狂稱:德國一個師能對付兩個蘇聯軍。既然蘇聯不像有進犯的企圖,德國也不願輕啟戰端。孔祥熙還會見過德國防部長戈林。這位戰爭狂人信口雌黃地指責中國貧窮不統一。他還說,希望中國或蔣委員長把所有反抗的軍閥一律槍斃,為了統一中國,殺掉一百萬人也不為過……這樣的人會支持中國抗擊日本?
他倆來到孔祥熙下榻的旅館,三人研究了仍在和法國談判中的貸款問題。然後,按事先安排,在大使館進午餐,為的是好和蘇聯駐倫敦大使邁斯基談話,以便尋找最後一個支持者。
到了8月15日,孔祥熙與各國周旋仍未見起色,隻好坐在桌前,掏出從家中帶來的一管又長又粗的毛筆,給蔣委員長報告情況:英國怕與日本衝突,多方回避其侵略鋒芒;德國希特勒表示:他與日本攜手,是為謀中日妥協;美國總統說,“滿洲國”成立已有六年,將來必不免有的國家承認;法、俄等國有的實力不足,有的態度曖昧。孔祥熙仍想從外交尋找出路。他寫道:“當此中日戰爭開始之際,除我以武力抵抗自求生存外,似不無考慮其他運用途徑之必要……運用外交,以壯聲勢。”他精神沮喪,寫寫停停,寫到最後,已是筋疲力盡:“熙在海外,心憂國事,一得之愚,未敢緘默!”
不懷好意的中間人失敗了
日本也在摸索“和平之路”。當然,其所指的“和平”,就是要在停戰議和中迫使中國讓步;它之所以頑固地拒絕《九國公約》會議,堅持兩國直接進行交涉,是認為這樣可以強迫中國屈服,於己有利。
最初有意在中日兩國之間擔任調停的,是英國。在華中持有權益頗多的英國,殊不願在上海乃至長江流域的戰火擴大。但是,日本的一聲恫嚇:“要把委托英國調停的廣田弘毅宰掉!”英國便噤若寒蟬。
日本鍾情於迅速接近的德國。
他們直接向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說明日本方麵意圖:在內蒙組織自治政府;華北不駐兵;上海由國際警察管理;停止排日;共同防共;減低日本貨進口關稅;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所謂“陶德曼調停工作”開始。
11月5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陶德曼。他邊往外抽椅子邊聲明:“不能受理日本所提出的議和條件。如果日本不願意恢複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浪潮所衝倒。”蔣介石坐穩了座位,仍然在說:“假定國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傾倒了,則結果是共產黨在中國占優勢。你要知道,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陶德曼讚同:“假如中國發生革命,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
孔祥熙也在座。附和著說:“那將是可怕的。假使那樣的話,我也想不出別的辦法。”
陶德曼說話不多,他看出中國還在等候國聯的裁決,便以德國人愛說哲學的腔調勸道:“一個國家不應該等待到筋疲力盡的時候才接受和談。”在告辭時,他邁著猛獸似的有彈性的步伐,跟在蔣介石身邊,帶著自信的口氣用鴿子似的咕嚕聲說:
“我現在的步驟僅僅是極秘密地通知中國政府。”
陶德曼將這次見麵的結果轉告日本外相廣田,並向自己的政府報告。
就在這時,華北方麵,太原失陷;淞滬方麵,則由於日軍自杭州灣登陸而迫使中國軍不得不轉移。廣田判斷此為日本誘引中國議和的大好時機,乃再度敦請德國出麵。於是,陶德曼於11月28日與業已遷移漢口辦公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晤麵,接著在29日與外交部長王寵惠會談,提出日本的議和條件並作試探之後,要求再次與蔣見麵。
蔣介石同意。
11月30日,陶德曼在外交部次長徐謨的陪同下,乘輪東下,12月2日到達南京。在前一天,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向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勸說過:“為中國利益著想,不宜拒絕日本的和平提議,如果遲延下去,中國國家解體的危險也會越大。”
12月2日,蔣介石在聽取了徐謨的報告之後,召集軍事長官彙報會,征詢對日本軍部所提和案的意見。在會議中,白崇禧、徐永昌、顧祝同、唐生智等人表示,不妨同意進行交涉,遂決定了兩項原則:一、不拒絕德國的調停;二、華北政權須要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