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６日，高、董及鬆本、西義顯等在上海會麵，約定代號及聯絡方法，決定到香港舉行會談。在香港期間，高宗武透露：以汪精衛、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等人組成的“和平派”，將會盡力與日本實現“和平”。高宗武的話使日方頗感興趣，認為“東方的和平已經出現了一線曙光”。
３月底，高宗武、董道寧回武漢向蔣介石複命。蔣介石仔細地聽著日本方麵的反應，對高宗武說：“再去一次香港，向日本方麵這樣傳達：我們絕不是絕對反對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後再謀和平。隻要能夠停戰，必然進行反共。”
從此以後，高宗武就毫無顧忌地自由往來於漢口與香港之間，４月中旬再次抵港，與等候在香港的西義顯、伊藤兩人再三商談。高向西義顯、伊藤轉達蔣介石的意圖：
“中國方麵認為日本對華政策有兩點：一是對蘇關係的安全保障問題；二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如果，上述想法不錯的話，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關於對滿洲和內蒙的處理問題，留待他日協商解決；河北和察哈爾兩省應盡速歸還中國，以期確立長城以南的中國領土主權和內政的完整。日本應尊重中國這些原則。
如果日本方麵同意上述意見，首先實現日華兩軍停戰，然後雙方再以上述條款為基礎，進行有關和平細節的談判。”
西義顯等將上述意見帶回東京，轉告影佐大佐，但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複，又徒勞無益地返回香港。高宗武也返回漢口，向蔣介石彙報了日本的態度，然後於６月中旬第三次去香港。投降派、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周佛海勸高宗武延長旅程去東京，直接與日本政府聯係，並向高說，對蔣介石由他負一切責任。但是，蔣介石命令高宗武隻限於在香港搜集日方的作戰情報。最後，蔣對高宗武的行動似乎產生了異常的預感，甚至把他已批準的高宗武去香港的旅行也撤銷了。
然後，高還是違抗蔣的意願到了香港，再三與西義顯、伊藤等會談。高而且下了決心，如不得已，即使背離蔣介石的意願，也要為日華“和平”挺身而出。高受到西義顯的鼓勵，於６月２２日與伊藤乘日本“皇後”號輪船離港去日，在盧溝橋事件一周年的前一天，他與今井武夫會麵，高竟說：盧溝橋事件的爆發無疑是中國共產黨的陰謀……
高對於以蔣介石為中心解決日華之間的事變的方案已死了心，他改變了態度，熱衷於聽取日本方麵的意見。他與伊藤返回香港後，怕遭到蔣介石的逮捕或監禁，不敢回到漢口，隻寫了報告給周佛海，自己留在香港養病。
周佛海根據高宗武的報告，知道日本政府希望汪精衛出馬的念頭並未打消，在未呈報蔣介石之前，先與汪精衛商量。汪精衛見信也大為吃驚：“我單獨與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瞞不過蔣先生。”汪的意見是如實地呈報給蔣。於是，周向蔣提出了報告。
蔣介石閱後，批示給張群，然後再叫人拿給汪看。兩三天之後，蔣把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叫來，盛怒之下責問道：“高宗武真是個混賬的東西，是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陳布雷還有些書生氣，問道：“高司長對政府的政治意圖應該很明確的呀！”
蔣介石還是惱火：“但是他不懂得一點：政治就秘密，秘密以外無政治。政治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
高宗武聞訊，病情惡化，吐血以致臥床不起。
對於高宗武為“和平”出使東京，蔣介石後來都一律否認為自己所派遣。１９３８年７月，當孔祥熙從中央銀行看到軍委會辦公廳請為“高特派員”彙款文件，曾質詢過蔣：“您派高司長赴國外，何以不讓我行政院長知道？”蔣矢口否認。王寵惠也曾悄悄問過蔣介石：“委員長是不是派了高司長宗武的公差？他久未到部了。”蔣頓時生厭：“沒有！我不知道。前次聽說他夫人在香港生病，他曾想請假去看看。他現不在漢口嗎？”王寵惠不敢再問。
蔣介石在與日本直接和談難以成功的情勢下，又轉向英美求助。７月２４日，蔣介石指令王寵惠在漢口訪晤美駐華大使詹森，稱日本政府已關閉了談判大門，現在又要關閉談判的後門，中國迫切希望英美及法國采取措施，促使中日早日停止衝突。
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也向英國政府做了同樣的表示，但是均無結果。
就在此時，由高宗武穿針引線，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利用日蔣秘密謀和之機，與日本軍部暗通關係，達成了賣國投敵的卑鄙交易，最終釀成了汪精衛叛國投敵的一幕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