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人喊出的口號是：“軍刀既拔出，焉能不見血而入鞘！”
——可笑的是，日本臨近戰敗之時，近衛才說從開戰起，他就預感到定將失敗，可他無力阻止，其原因是他當時患了嚴重的痔瘡，沒有力氣做任何事。那時他不論去哪裏，都要在臀部墊上一個充氣的膠皮圈。於是與他親近的人便傳出這樣的話：
“如果近衛公爵的痔瘡不那麼重，也許能避開這場戰爭。”
是啊，一個再羸弱不堪的人也能按動戰爭的電鈕，隻要他有心便行。
７月１１日上午１１時半，近衛召開了五相會議，經過兩小時的討論，做出了向華北出兵的決定：
一、派兵的目的，在於由威力的顯示，使：（１）中國賠罪；（２）將來的必要保障；二、不答應我方要求時，實施進攻；三、始終堅持不擴大、現地解決的方針；四、動員後，在沒有派兵必要時停止派兵；五、派出兵力為五個師。但目前為三個師。
近衛內閣一旦決定出兵，天津軍內的強硬派如烈火借助狂風，更是狂妄得不可一世，馬上把原先提出的道歉人由預定的師長升級為軍長宋哲元；把處分的負責人也由團長升格為師長馮治安。這樣不但提高級別、指名道姓，而且處分條件也苛刻，故意刺激中國方麵的神經，千方百計逼你下火海，不怕你不跳！
就在這一天，香月清司中將升任中國駐屯軍司令，頂替還剩最後一口氣的田代（７月１６日病逝）。他離東京順道在朝鮮京城停留時，會見了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大將。小磯是聞名的強硬派，他唆使香月對中國應采取強硬態度，賴此一舉，解決多年成為懸案的國策。香月本來就是個“鷹派”，兩相煽動，自然互受感染地拍打“翅膀”了。
香月於１１日在戰鬥機的護衛下，到達天津。同時從關東軍直接派來了今村均副參謀長和田中隆吉、政信兩參謀，幾個意氣相投的強硬派們湊在一起，人人喊殺，個個亮刀。
蔣介石公開與秘密尋求“和平”
７月１４日，外交部將駐日大使館的報告轉遞蔣介石。報告說日本國內有明顯趨向擴大事變的動態：“其政府意向，初不主張擴大，此次決定出兵，係受軍部牽製，尤受駐外軍部牽引無疑……１２日，外務省當局公言：今後為軍人對軍人交涉，非外交當局時期雲雲。”報告特為提供了新聞記者對此事的反應。
１３日傍晚，鬆本重治邀請蔣介石的高級智囊、上海商學院院長裴複恒到一家日本餐館邊吃邊聊。裴複恒年約４３歲，中等身材，體格健壯，麵孔嚴肅。鬆本長歎一聲“事態嚴重了”。
裴複恒更是一搖三歎：“我也這麼想啊。日本中止出兵就好了。但華北的現狀，即使簽定局部地區協定，事態也很難圓滿解決。”
鬆本談到各方麵的情況：“我也這麼擔心。中共曾通過各種途徑向東北軍及西北軍的官兵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因此發生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以後，中共北方局更是活躍起來。他們通過北平各大學的學生向第二十九軍官兵進行抗日宣傳。裴君是怎樣想的呢？”
裴複恒號稱智囊，卻對鬆本竟能透視中共影響表示驚訝：“我想，正如你所說的那樣。第二十九軍的軍長、副軍長、師長等，是不想與日軍發生衝突的，但一部分少壯軍人不服從上級命令。因此，雖然上級與日軍間簽訂協定，但不能貫徹。這就是目前的實際情況。因此，我想事態不會圓滿地解決吧……另一方麵，日本向華北增兵不僅使華北，也使全中國的青年空前地激憤。以近衛首相為首的日本政治家及軍方首腦，不了解這一重大的事實吧？如果知道了就無所作為嗎？日本輕蔑中國，這對雙方都不好。”
鬆本表示有同感，很快把話題轉到中國的決策人物上：“蔣介石先生是作何打算呢？”
裴複恒倒是說了實話：“‘西安事變’後，蔣先生對民眾所期望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不敢直接反對。但是，蔣先生想要避開中共所說的對日立即開戰。如果日本再進行武力侵犯，就會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樣，不得不和日本開戰。”
“我也是這樣想的。你也去參加廬山談話會嗎？”
“是的，明天去。周恩來好像也於１５日去廬山。蔣先生即使在談話會上發表演說，大概仍是本著五全大會、三中全會的方針，如果日本再訴諸武力，將一定會奮起抗戰，但同時也會留下和平解決的餘地。今後事態會如何發展，應由日本負責，你也有責任喲。”
“不能說不是這樣。但是，如果中國駐屯軍與第二十九軍間達成了協議，中共會不會也要對日本開戰呢？”
“這個問題我也考慮過。中日開戰，正是毛澤東所預料的。因此蔣先生也隻好真正實行國共合作了……蔣先生懂得政治和戰爭兩手策略，如果東京也懂得就好了。
１１日內閣會議的決定表明，東京對中國缺乏認識和預見。”
鬆本重複地說：“我也有同感。我想盡我微薄之力，也想請你盡力對蔣先生勸阻。”
裴複恒透過玫瑰色的酒杯望著鬆本：“我雖才疏學淺，但一定盡力而為。”
７月１７日，日本五相會議又決定：一、指示中國駐屯軍，按前述陸軍方案做有限期的交涉；二、日駐華武官大城戶三治向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曹浩森提出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