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央軍如采取與《何梅協定》相反行動時，我方將采取認為必要的行動”；三、日駐華大使川樾茂向中國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提出：立即停止一切挑釁的言論、行動，不得阻礙兩國進行現地解決事變的交涉。以上要求，限７月１９日答複。
這一天，宋哲元和張自忠得知日本政府的強硬態度後，為防止形勢惡化，在當夜，由張自忠會見天津日軍參謀長橋本群，表示原則上接受日本陸軍中央的各項要求，決心局部解決；其他未解決的問題如宋本人的道歉、罷免馮治安等，也予以確認和簽字等。第二天，宋又去拜訪新任日本天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方麵稱此為“道歉”。
然而，日本方麵又節外生枝地提出，要遵循適應現狀的既得利益，堅持實現三協定（塘沽、何梅及秦土協定）和建立華北特別防共地區……總之，隻要中國人不俯首稱臣、不服服帖帖把頭擱在砧板上，日本人決不罷休。他們的外務省在７月１７日深夜，向日本的駐華高參事官打來緊急訓電，要求中國必須接受１７日五相會議的全部決定。日高參事官於夜１１時３０分到外交部訪問了王寵惠部長，傳達了訓電的宗旨，強硬要求：“希望在１９日得到中國方麵的回答。”王寵惠大為震驚，但答應１９日答複。果然１９日午後４時４５分，亞洲司日本科長董道寧代表王部長到大使館辦事處拜訪日高參事官。董科長說：中國政府願就：一、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二、中央軍北上是對日軍增援進行的自衛準備；三、提醒雙方約定確定之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四、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
日高參事官立即表示不滿。他是個小個，瘦長的脖頸頂起個小小的光腦殼。他不滿時，那瘦長的脖頸，連同光腦袋殼，就一顛一彈，像是一支跟隨日本太陽旗轉動的向日葵。他說：“閣下答複，雖非對日本要求的正式回答，但從內容看，對中國政府的這種答複，我方大為不滿。”
董道寧隻負責轉達之意，所以臉上毫無表情：“希望轉告東京。”
日本很快獲悉，董道寧透露的中國方麵的回答，是遵照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如果到了最後關頭”的長篇演說的宗旨指出的。於是東京外務省立即發表了估計中國方麵會對日本全麵拒絕的聲明。
其實，“七七事變”後，蔣介石雖感形勢嚴重，但仍存和平一念。他在廬山談話會上的演講，雖然表示：“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但主旨仍是：“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的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
蔣介石的心存一念，隻是個飄飄忽忽的肥皂泡。
他想通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的企圖一再受挫。在事變的第三天，他將外交部長王寵惠從廬山派回南京，讓他向日本駐華大使館發出照會，要求與日方談判，日方公然嘲諷地答稱，事關華北駐軍，應與日本軍方商談，外交部非此次談判之適當對手。１３日，王寵惠提出日方應停止增兵，提議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日方竟不予置答。１９日，南京政府外交部以備忘錄形式正式提原議（大致如董道寧與日高參事官談話），並聲明為和平解決此不幸事件起見，中國準備接受國際公法或條約所公認之任何處理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如斡旋、調停、仲裁等等，甚至同意中日雙方直接談判，這是“九一八”事件時，國民政府所堅決反對的。但日方仍未予置答。
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趕返任所與日本外相廣田談判，亦無結果。
２０日晨，日本日高參事官再訪王寵惠外長，要求確認國民政府１９日的備忘錄，是否是對１７日提出條件的答複。王外長答稱：中國對日本沒有挑釁情緒，軍隊的北上是出於萬一的考慮，不是為了挑釁。並說，關於地方性的解決條款，經過中央批準後，對其實行即無異議。
不出所料，日本政府認為中國政府所講內容，難以接受。並認為國民政府“絲毫沒有誠意”，說這是南京政府“故意為圓滿解決事件設置新的障礙”，因此，對“解決時局全然無望”。
公開的外交途徑不能奏效，蔣介石便借助於秘密謀和渠道。這就是與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會理事長、曾任上海總領事的船津辰一郎的秘密和談。船津受日本近衛首相的委托，於８月７日抵達上海，準備和南京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進行秘密和談。船津此行，雖是私人身份，但其所攜條件都經過官方討論，主要是擴大華北非武裝地帶，取締排日，降低對日關稅，承認偽滿和共同防共等。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也主動前來參與此事。８月９日晚，雙方舉行第一次會談。但正好這天日軍在上海又挑起事端，發生了所謂“虹橋事件”。８月１３日，上海抗戰爆發。秘密和談遂告中斷。
蔣介石“病急亂投醫”
蔣介石是７月２０日返回南京的。
在等待早餐的時候，他照老習慣瀏覽起報紙。報上每一行熱辣辣的文字，使得７月的天氣更令人躁動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