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一戰鬥正式開始，目前軍司令官重病在臥，參謀長又不在司令部坐鎮，不但責任重大，還擔心困在北平，故急忙返回天津去。臨走前，年輕氣盛的今井武夫逞能，向橋本請戰，設法讓中方簽字。橋本沒抱多少希望，答應讓他試一試。
今井采取了“迂回戰術”。他先請宋哲元的親戚、冀察政務委員賈德耀代為斡旋。但後來得知他無能為力，於是又要求會見冀察政務委員齊燮元。
上午１１時半，由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陪同，單獨到張允榮住宅，會見了齊、張還有孫潤宇三人。今井心急馬慌，反複述說日軍的要求。齊燮元輕蔑一笑：“中國軍隊撤出盧溝橋讓日軍去占領，冀察政權豈非喪失了立場？”
今井就提議：“萬一中國方麵答應日軍的要求，日軍情願主動在簽字的同時，從盧溝橋周圍撤退。”
齊燮元表示同意，並用現成的信紙，寫了幾條試行方案。今井武夫拿到這張紙，如獲至寶，匆匆趕回特務機關處，可是橋本已動身去天津了。今井一口氣追到南苑機場，這時，飛機的螺旋槳已開始轉動，眼看就要起飛了。他叫住躬身往機艙裏鑽的橋本，站在那裏向橋本報告交涉經過，並把齊燮元寫的草案拿給橋本看。橋本大為滿意，對接下來的正式簽字程序作了指示，然後又鑽進飛機。
下午６時，日方代表到張允榮住宅與中國代表見麵，對上次雙方協議草案進行文字修改。晚上８時，雙方代表鬆井太久郎和張自忠兩人完成了簽字手續。協議如下：一、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方表示遺憾，並處分責任者，將來負責防止再發生類似事件；二、和豐台日本駐軍過於接近的宛平縣城及龍王廟，不駐中國軍隊，改由保安隊維持其治安；三、徹底取締抗日團體。
由山東返回天津的宋哲元，根據蔣介石“由地方當局與日軍代表折衝、期事件之早日解決”的指示，也同意了這個協議；為使事變不致擴大，不惜做出了重大讓步。
中國政府由接替張群任外交部長的王寵惠，以備忘錄方式通知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任何諒解或協定，未經中央核準者無效。”此時，由於宋哲元還沒有摸清楚東京方麵已在擴大事變的動向，才同意訂立了協定。
宋哲元和張自忠都被日本人愚弄了。
在北平的部分日本軍人也蒙在鼓裏。
就在簽字的時候，日軍天津司令部給今井武夫打來緊急電話：“今天東京的內閣會議下定重大決心，決定調動國內的三個師團和關東軍及朝鮮軍的有力部隊。多年懸案的中國問題，如今才是解決的絕好機會！所以，沒有必要進行當地談判，如已達成協定，也予以撕毀！”
情報參謀衝著話筒喊得聲音打顫。
日本軍人喊出“軍刀既撥出，焉能不見血”。
“七七事變”這一天也許偶然，但日本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卻是必然，而且選定的日子就在這幾天。
日本近衛內閣加劇了侵略戰爭。
１９３６年“二二六兵變”後，日本建立了廣田內閣與林內閣兩屆軍閥政府，由於遭到人民的反對，以及同政黨的對立，林內閣在大選中失敗。到了１９３７年５月底，元老和重臣之間對於國內分裂和互相爭鬥感到擔憂，為了緩和這種對立，迫使林內閣下台，他們抬出了統治階層的一張王牌，讓近衛出馬組閣。
近衛是平安時代曆任輔佐天皇大臣之職的五世家之首。從近衛文！的祖先藤原鐮足算起，已是四十六代了。作為日本最高的名門望族的近衛家，與皇室的密切關係已達一千數百年。近衛同宮中和財界上層有著密切聯係，同軍部和右翼人物也有接觸。這樣，近衛就肩負著以天皇為軸心，把軍部、官僚和政黨結合起來的使命出台了。
於是被日本輿論界譽為“青年宰相”的４６歲的近衛正式登場。
他於６月４日組閣，閣員在形式上包含了軍部、官僚、政黨和貴族四大政治勢力；看似較前內閣有較大基礎，實質上則為軍部所要求的所謂革新派的大集合。它的宗旨是：緩和國內摩擦和對立，而達到“舉國一致”的對外擴張。近衛是個大亞細亞主義者，他主張“國際主義”，提出打破國際現狀和獲取資源兩大口號。因此，他在組閣時，排除了主張與中國緩和緊張形勢的前外相佐藤尚武，重新起用廣田弘毅，以副首相的身份擔任外相。這就意味著，“大亞細亞主義”與“廣田三原則”
成了日本戰車的雙輪，已經順著邪惡的高坡，不可阻擋地衝下來！
近衛內閣迫不及待地縱起戰火，並看準了１９３７年夏天是個好時機。這時，蘇聯正忙於肅軍，黑龍江乾岔子島事件蘇聯方麵的軟化，則充分證明了蘇聯的消極態度，在這時進攻華北，北方是安全的；在英法方麵，因為西班牙海麵監察製度的迄今未獲協調，德意和英法兩集團間的對立未見減輕，英國當時自然無意亦無暇在遠東進行積極的籌劃；而美國也還未改變埋頭於國內複興，對外取消極的態度。同時，對中國也是一個好時機：一麵趁中國的統一立足未穩，威脅中國的中央政府，促使中日間的各種懸案的解決，實現“廣田三原則”。一麵趁冀察當局“中央化”尚不鞏固，對之施加重壓，使之接受政治、經濟上的要求，造成華北的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