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生運動以及民眾普遍的反日情緒，看來比記者在日本時想象的要激烈得多。在這種形勢下著手調整日中關係，不是白費力嗎？是否等時機更為成熟時為好呢？
答：我不同意這種意見。如果中日兩國互相以誠意調整國交，相信不僅會使學生，也會使民心安定下來。如今抗日風潮發展到這種地步，即使國民政府進行鎮壓，也很難奏效。這種情況，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因此，一方麵努力在對排日運動進行強壓的同時，如能在中日兩國間進行有誠意的交涉，會有平息抗日風潮效果的。
問：如果以南京為對象進行國交調整談判，不是會益發刺激已決議反對日本“三原則”的西南派的感情嗎？
答：那要看日本方麵的態度如何。如果日本總是欺侮中國，那麼不僅西南派，全中國國民，即使推翻南京政府，也要反對的吧！如果日本真正成為安定東亞的勢力，就應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尊重中國的主權，遵守不幹涉內政的主張。以廣田首相的所謂不威脅、不侵略的外交政策對待中國，中國的人心也會平靜，各種問題也一定能夠解決。
問：貴國常說希望日中國交在和平平等的立場上進行，這種平等是什麼意思？
答：去年底的五全大會上，蔣委員長也主張這一平等的外交原則。我想進行中日外交方麵的商談時，必須按此精神。比如，始終以武力使人屈服的態度，是與平等相反的。說不定日本的真意不是這樣。直至今日，中國國民從日本對中國的外交中，得到這種印象，也是事實。
問：關於華北問題，日本始終尊重中國的主權，負責當局不是經常這樣說嗎？
答：對此，如果是王陽明的言行一致就好了。
蔣介石仰望著日耳曼人的天空
與日俱增的焦慮，使蔣介石集團與德國方麵開始了多次交涉。
１１月７日，張群在召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時，特意問道：“貴國是否已和別國政府就建立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共同戰線而達協定？”
在中國人的眼中，陶德曼的長相與希特勒沒什麼兩樣，尤其是那一邊倒的頭發，凶惡的眼神，和希特勒式的小胡子。他坐得筆挺，隻是腳喜歡抖動。對張群的問話，他十分肯定地搖頭吐氣，隻是從另一個角度答道：“德國認識到，目前布爾什維主義的危險特別嚴重，為了免受其害，德國已經同意大利達成反共諒解，現在正在設法與別國政府達成相同的諒解。”
陶德曼從張群那裏出來，一路上捏著煙鬥抽得嘴發苦，費神地想：到底要不要把真實消息告訴中國？他隻有請示國內。三天後，德國外交部電示陶德曼：目前不能把與日本的談判告知中國政府。一旦有了結果，將盡快電告您如何通知中方。
蔣介石還是不願看到德日“拉起手”，就派財神孔祥熙出麵，再做最後的努力。
他沒找陶德曼，而是秘密會見在華的德國大軍火商漢斯·克蘭。克蘭在當時雖沒有任何官銜，卻是“無冕之王”。他與國防部長布隆堡、經濟部長沙赫特等德國高層人物關係非同一般。孔祥熙希望通過克蘭直接向德國政府的決策者，傳遞中方的極大憂慮。孔祥熙熟悉財道，對政治也不陌生，最善於以經營之道解釋政治利益。他試圖使德國人相信：“日本政府試圖統治整個中華帝國亦即亞洲，從而對歐洲造成威脅。日本是一個工業國，需要廣大的原料產地和工業品市場。因此，日本總有一天會成為德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
克蘭優雅地喝著茶，像欣賞一件古董似的欣賞著穿著長袍，抖著袖子的孔祥熙。
孔祥熙很著急，不時掀一下長袍的下擺：“我們感到費解的是：在反共方麵，德國為什麼從各國之中選擇日本與之結盟？日本是我們最大的敵人。為了阻礙中國的發展，日本在中國各省製造動亂。而中國卻已經進行了五年的反共流血作戰，在此過程中做出了數百萬人的犧牲。”他想將商貿中的“貨比三家”的法則運用到國際關係中去，可德國在中日之間的權衡，更看中“弱肉強食”的陳規。
孔祥熙最後的話不啻是一種威脅：“如果德國確實已同日本結盟，那麼德國將因此而四處樹敵。中國希望以各種方式與德國合作，並能在各個方麵襄助德國；但也將因德日結盟而被迫同德國疏遠。”
德國看不起中國這個“富足的窮人”。
焦慮不安的蔣介石隻有自己親自出馬，在德日正式簽約的當天（１１月２５日），通過克蘭，給德國防部長布隆堡急電：“絕密。請以我的名義詢問布隆堡元帥，德國防部對德日協定持何態度，並請他給我明確答複。”
第二天，布隆堡就發回複電，安慰蔣介石：“德日協定僅涉及合作對付共產國際在世界上的顛覆活動，該協定並不針對他國，絕不影響中德之間的友好關係。德國與中國之間建立在互相援助基礎之上的合作，將一如既往地繼續下去。”
蔣介石放下電文又拿起，拿起又放下，仍然心存疑竇。
２７日，奉蔣之命，外交部責令駐德大使程天放向德方進一步探詢：一、除已公布的協定外，是否尚有秘密協定書？二、協定文字意義含混廣泛，難免有涉及第三者利益之處；三、亞洲國家參與歐洲特殊集團，從此恐益多事；四、中國深信能以自力防共，無待他國協助；五、希望德日協定不提及中國任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