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要打“蘇聯牌”，斯大林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王明在私下裏散布：毛澤東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他隻能用孔孟的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國辦事。毛澤東隻能成為蘇維埃運動的人物，他的馬列主義理論不夠，不能成為黨的領袖。言下之意隻有他才是黨的領袖。
蔣介石密友張群突然對日強硬
從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的學生運動，到全國抗日呼聲的高漲，連國民黨內元老及黃埔、ＣＣ係中的許多人也都要求抗戰，或至少“剿共”、抗戰並重。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表示：對日容忍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我們一定做最後之犧牲。蔣介石在會下也放出話來：共產黨可以取得合法地位，但紅軍必須消滅（即黨可存在、武裝不能有）；與此同時，他讓陳立夫（ＣＣ係）、鄧文儀（黃埔係）四下活動，秘密接洽共產黨……
當蔣介石接替被刺傷的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後，馬上任命最能領會他精神的張群為外交部長。
張群與蔣介石早在保定軍校和日本留學時就情同手足。這些年來，張又一直在蔣的身邊。如今，既要改變以往一味退讓的屈辱姿態，又不馬上一刀兩斷，這個精妙的外交火候，蔣介石確信：隻有張郎可為。
張群在“威”與“屈”的掌握上，自少就經曆了一番磨煉。
保定軍校招生時，他父親給了他６０塊銀元。到了北京會試時，張群遇上一個難題。原來清政府規定，凡是會試錄取的學生，必須由北洋武備各學堂督理段祺瑞召見；而在召見時，必須先行請安禮。請安禮須屈膝下跪，以示恭敬。監考官在事前就將此事叮囑會試的學生。張群就覺得屈膝下跪有失自己的尊嚴，因而堅決反對。
他對監考官說，假如非要行這種請安禮，那我寧願棄考回鄉。張群的監護人急了：
“這怎麼可以呢？而且你若棄考，那連你回鄉的旅費都沒有，你還是將就一點吧！”
張群心想，反正現在還不知道能否錄取，暫且答應了再說。考試那天，張群一看課目有國文、數學和理化三科，心想我隻要兩課交個白卷，說什麼也不會錄取我。
就在國文題上信筆發揮一通。也怪了，這一通宏論反而使他榜上有名，眼看就要被段祺瑞召見。張群又找監護人說決不請安。監護人一半勸，一半逼，把張群推向殿堂。段祺瑞駕到，被錄取的學生一個個被點名前去拜見段大人。輪到張群時，監護人手裏直出汗，他知道張群有時脾氣很倔。果然，張群被呼到名字時，隻向前走了幾步，點了點頭，沒有屈膝，更沒有下跪，連鞠躬都沒有。左右的人連喊兩聲：
“請安，請安！”張群馬上回答：“我從來沒有請過安，不知怎麼做。”
看到張群如此膽大無禮，周圍的人都極度緊張。段祺瑞瞪大眼，喘了幾聲粗氣，食指彈了彈，讓張群過去了。事後，張群很得意，跟人說：“我想那時當政的旗人已非常擔心漢人的反抗，遇到我這樣的血氣方剛的青年，與其將我除名，不如把我收到軍校加以訓練。所以我能進保定軍校，也許是因為我的倔強反抗才得到。”後來清政府計劃送一批青年赴日留學，軍校怕他在校惹事，借機讓他出國去留學。
張群兩次得益於“倔強”。
在１９３６年的對日外交中，他再一次“倔強”起來。
這種“倔強”，有他秉性的基礎，更有當時形勢的逼迫。幾年來他的“親日”
名聲在外，其時的“親日”已經和“賣國”一樣臭不可聞，而賣國的下場已有前車可鑒：汪精衛和唐有壬相繼被刺，自己也被“鋤奸團”列入暗殺名單……他不能不換一副麵孔。
１月２１日，廣田在東京重申“三原則”，還說中國政府“對以上三原則表示了讚成的意思，到了最近更進一步提議，根據以上“三原則”舉行日華親善提攜的談判”。張群聞言色變，立即命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於次日嚴正宣布：
“廣田外相演說中國業已同意，殊非事實。”
隨後，有吉明被日本方麵調回國去，改派有田八郎為駐華大使，與中國續談中日關係。這次會談沒用翻譯，沒有第三者，是以直接交談的方式進行的。兩人都對談話內容極端保密。有田八郎又是那一套，要中國首先承認“三原則”。張群當時給他一個下馬威：“調整中日邦交的最正當辦法，就是從東北問題談起，第一步至少有限度，即先行設法消除妨礙冀、察、內蒙行政完整之狀態。”
有田愣著，不眨眼，他疑惑張群為何一反常態，而且根本沒有商量餘地。會談自然沒有任何進展。
會後，《朝日》上海分社社長白川威海和南京分社社長宮崎世龍，馬上采訪張群。張群還是不冷不熱，一問一答：
問：關於中日關係進行具體調整時，是召開像南京會議那樣的會議，一舉解決好呢，還是通過普通的外交交涉好呢？
答：即使召開會議，事前的磋商，做好準備工作，也是必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與有田大使的會談確實令人高興。互相坦率地、毫無顧忌地談出各自的看法，非常好。今後也應以這種態度進行討論，如果需要開會就開。總之，中日關係的調整，不是必須開會或絕對不能開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