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以及斯諾第一次向外界報道了紅區的消息，中華蘇維埃也敞開了自己的神秘之門，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學者、醫務工作者，走進那塊黃土地。
緊隨斯諾到達延安的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是個風風火火的女性，她在延安立足之後，立即勸說在上海的所有美國記者、朋友，務必到延安來，希望他們親自與“紅色分子”交朋友，而且說明，進入陝北紅軍控製地區，並不太難。
她的這一呼籲，對三名美國記者和一名德國女性產生了預期的作用。可是，不論是她的信，還是三名記者的旅行願望，都使國民黨特務機關感到不快。當三名記者在上海機場要乘飛機往西安去時，特務出現了。特務說，很遺憾，如果沒有進入陝西省的簽證，是不能乘飛機到那裏去的。話雖然客氣，但警告的口氣是很明顯的。
三名記者中的兩名，隻好一聳肩膀，既憤慨又失望地取消了延安之行的計劃。還有一人並不死心：既然飛機不能乘，為何不去坐火車試試呢？結果他和那位德國女性都成功了。
他們就是《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維克多和跟隨周恩來搞外事工作的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
他們到達西安後，按照史沫特萊的指示，馬上與紅軍的代表接觸，商議繼續完成前往延安的旅程。王炳南正在西安，王安娜還要在這裏待幾天，她對第二天早上５點就要啟程去延安的維克多不無擔心：“你從延安回來後，打算怎麼辦？”
維克多滿不在乎：“那一點也用不著擔心。我在延安的見聞，都裝在腦袋裏。
即使是那些特務，總不能從我腦袋裏取出記事簿吧！我隻是擔心在延安拍的膠卷，一定要想個好辦法，不讓他們發現，安全帶到上海去。”
維克多真是“雷厲風行”，十天後，他已從延安返了回來，從旅館給朋友們打電話：
“今天晚上你們可以和我一起吃一頓便飯嗎？見麵時，我把全部情況告訴你們。
你們看著吧，今晚我多半會被捕的，”他興致盎然地補充說，“那些先生們，正等著我哩。不過，現在還沒有對我采取行動。”
維克多返回上海，發表了一係列訪問記，又引起極大反響。滯留西安的王安娜再也坐不住了，況且史沫特萊又來了信：“請你盡快來！我的房間的炕很寬，夠你睡的。”王炳南也勸她：“要去延安的話，最好快一點走。３月初路還好走，過了月初，下起雨來路就變得泥濘不堪了。黎明（兒子）交給楊媽照顧，而且我又在西安，你就放心去好了。”
３月初，美國有名的攝影師、美聯社的厄爾·列夫要去陝北拍一部《紅色麥加》。他的行動是得到南京政府許可的。大概是南京政府的官員們發現，禁止外國記者去延安訪問，反而會增加他們的好奇心吧。
列夫的確很好奇。雖然路途上的荒漠平淡無奇，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樣的寬棉褲，上下不是清一色的藍就是黑，隻有女人的繡花鞋是鮮豔的。這並不妨礙他以羅曼蒂克的眼光去觀察事物。因為他一路上冥思苦想，要為他的延安之行的報道取一個有吸引力的標題。
“埃德加·斯諾給他寫的書取名叫《紅星照耀中國》，”他想了想，說，“我的書就叫《蘇維埃月下的愛情》，怎麼樣？”
王安娜大笑。列夫還挺認真：“你別笑。我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既然有男有女，那麼要收集兩三個愛情故事的素材，大概不成問題吧！”
“請告訴那個外國人，該睡了，”汽車司機打斷列夫的話，“我們明天天不亮就要出發，要是順利的話，隻要車子能挺得住，明天傍晚就可以到達延安。”
他們到達延安的廣場，受到熱烈的歡迎。穿著藍色服裝的男女，從四麵八方彙集到這裏。從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７年的十年間，延安是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象征。在延安做出的種種決定，包括對外的各種聲明，不僅影響了中國的曆史，而且對其他一些國家的曆史也有影響。
“歡迎你到延安來！”今年１月來到延安的史沫特萊像主人一樣迎接王安娜。她的臉已被陽光曬黑了，她穿著棉製服的奕奕神采是王安娜從未見過的。史沫特萊到達延安的當天晚上，就會見了朱德總司令。在這之前，她曾在中國生活了七年，對廣泛流傳的關於朱德的故事早已耳聞。首次見麵，她便為朱德的“農民老大爺”般的外貌和“大丈夫氣魄”所吸引。交談過程中，油然產生了為朱德寫一部傳記的念頭。她向朱德當麵表示了這一請求，朱德請她先到各地了解情況後再做決定。她在走訪了蘇區許多人物後，仍然堅持她的想法。於是從３月開始，朱德向她敘述了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的生活道路。３月１日這一天，毛澤東專門和史沫特萊談到西安事變。毛澤東說：“‘西安事變’爆發後，在國民黨內的一部分親日派分子極力挑撥內戰。如果不是共產黨和各方麵致力於事變的和平解決，兵連禍結，必然會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毛澤東在談話中還駁了“‘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共產黨要把西安造成馬德裏”的說法，指出：“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些說法，完全臆測，有些則是惡意的造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