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田又提到“防共”問題，稱日本對西北及內蒙的“赤禍”極為重視。廣田說得漫不經心，但用餘光注意著蔣大使的表情：“四川的共產黨已進入陝甘內蒙，並將延及山西，中方又將其逐入內外蒙，對‘滿洲國’造成威脅。駐蘇顏大使及中國要人風傳有與蘇聯合作對抗日本的計劃，不知中方究竟意圖如何？”
蔣作賓聞言大驚，慌忙辯稱：“這全非事實，中央剿共是要將他們包圍加以殲滅，或迫其遁入青海，決不會北出威脅滿洲。所謂對蘇合作雲雲純屬虛構。”
廣田不滿地搖了搖頭：“中國的答複空洞無物，其措辭巧妙，仍欲收複失地，與日本討價還價，如堅持這種主張，則與日本政府之意願大相徑庭。”
蔣作賓答稱：“如此則可以安定中國人心，增加與日本親善情緒……”
也就在廣田與蔣作賓說話之時，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在臘子口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包圍網，翻越六盤山，於１０月２０日前後抵達陝西省的吳起鎮，和劉誌丹所部彙合；接著，於１１月７日到達延安，結束了曆時三年多的二萬五千裏長征。
１９３６年成為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的關鍵性的一年。
在上海目睹了１９３２年淞滬戰爭的美國新聞記者斯諾，隱約地感到：中國將發生我們時代的“大新聞”。在隨後的幾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見過蔣介石和宋美齡。在那些場合，他認出了宋慶齡，並很快覺出她的真誠，由她，他認識了許多未來的曆史創造者——年輕的作家、藝術家和軍人。當蔣介石在抗戰和“剿共”之間跳來跳去時，宋慶齡曾深沉地說：“除了孫逸仙博士以外，我從來就不信任中國的任何政治家。而他的思想並不是中國人的思想。他考慮的是整個世界。”
“你現在還是不相信中國的任何政治家嗎？”斯諾很吃驚地問。
她搖了搖頭。然後又說：“比起他人來，我對毛澤東還是信任的。”
毛澤東的名字第一次裝進斯諾的腦海。
另一位有遠見的美國將軍、駐華武官史迪威，有一天對著斯諾衝口而出：“蔣稱紅軍是土匪，也許是的。但是，是土匪也罷，不是土匪也罷，反正他們是遊擊戰的能手。我不知道他們宣傳些什麼，但是，我看，他們似乎已經有了能克敵製勝的指揮官了。我是指那些不是對士兵說，‘你們打呀！’而是說，‘跟我來！’的指揮官。如果情況真是如此，而且有很多這樣的指揮官，那就夠日本人受的了，就可以把日本人送上西天了！”看來，紅軍抗擊蔣介石的戰績，給史迪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那時他們倆都不知道紅軍到底是什麼樣子。他們甚至不敢肯定，他們是否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九年內戰使“紅色中國”成了一片“未知之地”。斯諾已經被那個富有吸引力的名字“毛澤東”折騰得寢食不安。他試著向《紐約太陽報》和《每日先驅報》秘密提議（他是這兩家報紙的特約撰稿人），讓他突破對西北共產黨控製區周圍的封鎖，進入紅區。兩家報紙都很讚成他的計劃。《每日先驅報》答應負擔他此行的全部費用，並且如獲成功，還將支付他一筆可觀的獎金。當時在蘭登姆出版社的哈裏森·史密斯也向他約稿，並預付了少量稿費。得到這些支持，斯諾便到上海去，再次拜訪宋慶齡，請她幫助。他希望紅軍起碼把他作為一個中立者，而不是當做間諜。宋慶齡愉快地答應了。１９３６年春天，斯諾從上海回到北平，宋慶齡為他作了安排，通過她，斯諾與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聯係，他給斯諾寫了一封致毛澤東的介紹信，還告訴斯諾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頭的辦法。
１９３６年６月，正當蔣介石宣布準備第六次對西北的紅軍進行“圍剿”的時候，斯諾肩起簡單的行裝，由北平出發，開始了他此後震驚世界的神秘之旅。
斯諾對毛澤東夾住飛蛾的聯想
“哈羅！”當斯諾走進陝北安塞一間窯洞時，一位身材瘦削、頗有軍人風度的人迎接他。他用手碰了一下頭上褪了色的紅星帽為禮，濃眉下的一雙烏黑的大眼睛端詳著斯諾，綻開了笑臉，斯諾發現他蓄著一把中國人少有的濃密的大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