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產國際回來的王稼祥，轉述了斯大林的話：四川將是中國最理想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搖了搖頭。王稼祥——蘇區的第一任“外交部長”接待的第一位“外賓”是李德，這位總悶坐在“獨立房子”
裏的主人，隻會在地圖上指指點點。八一宣言震撼了八百裏秦川。
“毛主席”的稱呼由此叫開
１９３１年的３月，日寇鐵蹄下的北國冰層尚未開凍，南方的土地已經有點春意了。幾度春風，數番微雨，一洗冬日的沉重。
在由上海開往汕頭的輪船上，一個五人小組引起了人們特別是國民黨警特的注意。從裝束上看，他們是三個中國傳教士，兩個外國牧師。他們一上船，兩個國民黨便衣特務就逼近過來。其中一個一掀禮帽，伸出手：“看看證件。”
因為沒有發現疑點，兩個特務頗為掃興。在交還驗過的“護照”後，又把目光轉向中國本土“上帝使者”的皮箱：“打開看看！”
中國傳教士照辦，掀開箱蓋，請特務過目。箱子裏除了幾件換洗的衣物，就是一堆《聖經》之類的中外文教義，特務又是掃興，用腳關上箱蓋，到一邊去打瞌睡去了。船快到碼頭時，特務又掀開蓋到眼上的禮帽，走近過來。
那個胖乎乎的留著小胡子的傳教士，很有些派頭地迎住兩個特務，仰臉說道：
“這兒太憋悶，開船時間還早，我們先在碼頭上遛遛，我看你們沒什麼事，在這幫我們看一會行李，回來給你們賞錢！”
另一個戴副眼鏡、瘦書生模樣的傳教士也過來拍拍特務的肩膀：“麻煩你們了，我們一定快去快回，誤不了開船。”還指了指外國牧師和胖傳教士，“他們出手大方呢！你們好好守在這裏，回來定有重賞！”
特務們看了看兩個挺新的皮箱和其他行李，愉快地點點頭，看著五個人隨著人流下船去。直到開船，那五個人再也沒見蹤影。
這五個人是不久前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黨員王稼祥、任弼時和顧作霖，另兩個外國人是共產國際駐華人員，他們都帶著共產國際提供的假護照。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組織上派他們奔赴中央革命根據地，了解和加強那裏的領導。他們知道目標太多難以擺脫，下船後，決定留下兩個外國“牧師”，三個中共黨員重新喬裝改扮，換了下一班船票，到廣州後再潛入蘇區。
４月１７日，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三人，作為中央代表參加了在青塘召開的蘇區中央會議。王稼祥在這裏第一次見到了久聞大名的毛澤東與朱德。毛澤東那濃重的湖南鄉音和不俗的談吐，給王稼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會後，他找毛澤東交談。
一經落座，毛澤東便首先發問，從王稼祥的個人經曆問到莫斯科；又從馬列的某個觀點問到斯大林的看法；最後又問起王明的情況。
據王稼祥介紹，１９２８年６、７月間，中共第六屆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時，在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的極力推薦下，王明等人被選派到大會擔任翻譯，實際上參加了六大。天生的大舌頭的王明，中國話說不清楚，俄語倒還流利。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又陪同瞿秋白等中共主要領導人麵見斯大林，並由他當翻譯，成了斯大林“金口玉言”的一個代言人，自此，連一直自視清高的張國燾也不得不讓他三分。
再以後，王明開始“指導”中國革命了。
王稼祥還轉述了國際共運領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比如斯大林說過的，四川將是中國最理想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搖了搖頭，又上下拍打著口袋，在找什麼東西。
王稼祥也拍打著自己的口袋，摸出一包從上海帶來的“三炮台”香煙：“唉，可惜隻剩最後兩支了！”
“正好，二人分而食之吧。”他退還王稼祥一支，兩人對上火，盯著煙頭，有滋有味地吸著。毛澤東說：“你是留過學吃過洋麵包的學問家，對外麵的情況熟悉，等我們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了，你可以擔當外交方麵的任務，目前可以協助我，做些政治保衛方麵的工作。”
“我剛從白區來，很多情況不了解，對打仗更是外行，還得專門向你請教。”
毛澤東起身從文件箱中取出厚厚一疊材料，一一點交給王稼祥：“這些文件你抽暇一閱，可以從中了解我們的工作和許多情況，有的是敝人執筆，也請不吝指教。”
毛澤東吹著手上的灰塵，打量著已經換上紅軍服裝的王稼祥。王稼祥雖然在軍裝外紮了一條軍用皮帶，打了綁腿，腰裏別了一支小巧的勃朗寧手槍，還是難脫一副知識分子的模樣。可能是那副眼鏡的關係。
盡管當時毛澤東並不知道蔣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後去日本訪問，同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有過“共同反共”的秘密談話，但是從蔣介石複職後對蘇區一浪高過一浪的“圍剿”，已經看到了嚴酷事實，那就是蔣介石要全力消滅蘇區。所以蘇區也把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首腦、國民黨最高統帥，視為第一號敵人。毛澤東也認為，為了打垮日本，必須首先打垮蔣介石。
正當蔣介石依靠英美帝國主義援助，沉醉於“圍剿”紅軍的內戰之時，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直至“九一八事變”爆發。民族危亡高於一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廣大人民首先站起來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