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起到了它的作用。在國民黨的範圍內，甚至在南京，表示擁護聯合一切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包括共產黨人進行抗日的呼聲很高。馮玉祥和蔡廷鍇發表了相應的聲明。據電台報道，廣東和廣西兩省省主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圖，盡管他們看起來似乎還在幕後抱著觀望態度……
這年秋天，像預示冬天就要來臨似的，風早早地變得尖利起來，落葉鋪天蓋地地染黃了山巒。更為氣勢洶洶的第五次“圍剿”開始了；同時，來自內部的“左”傾的壓力，使人有一種缺氧而窒息的感覺。
中央蘇區臨時政府的第一任“外交部長”
王稼祥，沒有想到，在此時此刻，迎來了他的第一位“外賓”：他叫奧托·布勞恩，是個出生於奧地利的德國人，據說當過蘇聯一個騎兵師的參謀長，又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過，原曾利用他的德國人身份，在蘇聯遠東和我國東北搞日軍的情報，後來又到了上海，成為共產國際駐華高級軍事代表弗雷德的助手，並被他派來中央蘇區，先化裝為奧地利籍牧師從上海到潮汕地區，再由專人護送到瑞金，一路上也冒了不少風險。紅軍師政委伍修權被中央指定為他的翻譯、秘書還兼參謀。
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摘掉帽子，露出他那一頭“怒發衝冠”的直發，介紹著：
“為了保密和安全起見，大家一律用中文稱呼‘李德’，不得泄露他的顧問身份和原名。”
李德３０多歲，高高的鼻梁上架著一副夾鼻眼鏡，薄薄的嘴唇嚴肅地緊閉著，顯出一種矜持、自信以至固執。
周恩來同他握手，用英語說了句：“非常歡迎你，李德同誌！”
李德向毛澤東伸出手，毛澤東把右手的煙卷換到左手，起身應酬著：“幸會，幸會！”
王稼祥熟悉英、俄兩種語言，忙用俄語介紹了自己，並說：“我將盡自己的職責，給予您必要的配合和合作。”
李德快活起來：“我早已聽說你，相信你會像博古同誌一樣支持我。”
從這天起，中共黨內發生了令後世不可思議的事：一個不很懂軍事、更不懂蘇區實情的外國人，又沒有明確職務，竟指手畫腳地淩駕於中央和軍委之上，指揮起紅軍千軍萬馬來。紅軍專門為他蓋了三間新瓦房，由於它坐落在前不挨村後不靠店的田野之中，人們都叫它“獨立房子”。“獨立房子”
離最近的“外交部長”的房子還有二百米遠。獨立房子的主人時常在其中一悶一整天，在左右的軍事地圖上指指點點，以收“運籌於帷幄取勝於千裏”之功。王稼祥怕洋大人過於勞累，曾派人去慰勞一下，去的人回來說屋裏正在秉燭夜戰，大打撲克哩。王稼祥隻得粗聲歎氣。
李德並不總在玩。他更多的還是與博古紙上談兵，談到極興處，博古都忘了中國話，笑聲都帶著俄語腔。他們談著，既喪失了與馮玉祥聯合抗日的機會，又錯過了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和蔣光鼐等發動的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的良機，還把毛澤東排斥在中央領導之外！按博古的說法：“老毛又犯了外交病！”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遵義會議，李德“大臣”才偃旗息鼓。
長征還在艱難地繼續著。毛澤東的擔架和王稼祥的擔架偶爾相遇。
毛澤東：“日本有什麼新消息嗎？”
王稼祥：“根據我們從無線電廣播中截獲的情報，日本正繼續加緊入侵華北，由內蒙古向西推進。在中國，特別是大城市和工業中心，越來越廣泛的階層卷入了抗日群眾運動，不僅有工人和知識分子，而且還有中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群眾運動甚至在國民黨軍隊中，包括軍隊高級指揮官中也有很大開展。”
“對日本占領內蒙的企圖，應該表明我們的態度。以前我們喊‘幫助蘇聯’，看來現在更要喊‘幫助中國！’”
１９３６年的中國有許多值得記憶的東西
１９３６年，真是個曆史值得記憶的年代。太多的世界性變故，都如蓄積已久的火山：岩漿如一個個騰起的拳頭，尋釁著，暴跳著；岩峰戰栗地晃動著肩膀，要把過剩的能量傾壓在四周的山體之上……世界形勢已趨急迫，大事就要發生了！
果然：
２月，日本的“二二六”事件；５月，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意大利與希特勒德國形成了“柏林——羅馬中心”；……
１１月，德國、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１２月，西安事變；從這個怪異的年頭起，中國又開始了自己新的曆險。
１９３６年間，在中國，在世界，人們突然發現在西北腹地出現了一塊紅色區域。
有關它的傳說，是一個如同今天談論飛碟一樣的謎。於是，東方的西方的人們相互打探著，什麼是工農紅軍、蘇維埃和共產主義運動……自然越傳越神，越傳越亂。
日本——隔海相望的島國，自然比別人更加關注那塊紅色的天際，如同一頭蠻牛盯住了一塊紅布。為留意這一點，有必要回溯上一年１０月２１日，廣田外相與蔣作賓大使第二次會見時說過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