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及時作出了《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抨擊蔣介石的妥協、賣國、內戰政策，號召全國人民武裝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決議中寫道：黨在這次事變中的中心任務是：加緊地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驚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無情的鬥爭上來。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推動下，全國掀起的愛國救亡運動日益高漲。
瑞金的１１月，正是金色的晚秋時節。在慶祝十月革命１４周年紀念日的同時，這裏正在籌劃和迎接另一個盛大的節日。在葉坪鬆山岡子下的廣場上，人們搭起一座披紅掛綠的大會主席台，台口頂上懸著大字會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台上正中是大胡子馬克思和短胡子列寧的畫像，兩邊各有一麵巨大的紅旗，中間還綴有畫著中國式耕犁的五角金星。
這次大會產生了我國第一個全國性工農民主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來自全國各地的六七百名工農兵代表，其中有來自湘贛根據地的王震和閩南根據地的張鼎丞等知名人物，還有秘密進入蘇區的白區群眾領袖，他們和毛澤東、項英、朱德、彭德懷等黨和紅軍領導人會聚一堂。按照大會議程，７日大會講話，８日分組討論，就即將誕生的蘇維埃政府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議題發表意見。
大會選舉了毛澤東、項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方誌敏、劉少奇、任弼時、王稼祥、賀龍、陳毅、李富春等６４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推舉毛澤東為主席，王稼祥被任命為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過去紅軍戰士喜歡喊毛澤東為毛委員，現在已經有人喊他毛主席了。這個稱呼一經喊出，就喊遍了全中國。２７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表對外宣言，宣布本政府“主張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過去同中國地主資產階級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一切中國的統治者為了鎮壓中國民眾運動、為屠殺而借用的外債”；本政府的“最後目的，不但在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且在打倒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統治”。
就在這一天，蔣介石被接二連三的有關蘇區的報告和內地請願遊行的報告，攪得坐立不安，最後，他換上長袍，將上海各大學請願代表請到政府駐地，當眾拍著胸膛，信誓旦旦：“如果三年以後失地不能收複，當殺蔣某人頭以謝天下！”
蘇區第一任“外長”接待的第一位“外賓”
然而，蔣介石調轉頭來，就撲向南昌，敲響了第四次“圍剿”的鑼鼓。他在到達南昌的第二天，就發表演說，聲言：“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禦侮唯一的基礎……攘外必須安內。”
第四次“圍剿”和前三次同樣的敗局收場。這一次，蔣介石停止了進軍，命令所有部隊在陣地和交通線上構築工事，他的德國顧問們正在製訂新的“圍剿”計劃。中央蘇區得到一段喘息時間，一直持續到１９３３年秋。
國民黨中央政府軍停步不前，不僅限於軍事上的原因，還有種種政治上的背景。
日本軍國主義者撕毀了１９３２年與蔣介石簽訂的停戰協定，繼續侵略中國。１９３３年年初，日軍從滿洲經過上海向華東、經過熱河向察哈爾進犯。蔣介石實際上沒有采取什麼反抗行動，他正忙於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準備工作，他又一次指天發誓，這次“圍剿”會最終戰勝共產黨人。他暗喜的是：如果華北各省過於獨立的地方將領和行政長官不得不單獨抵抗日本人，並因此而遭削弱，不也是一步好棋麼？
侵略者的鐵蹄步步緊逼，群眾抗日運動的烈火在全國、特別是在華北和華中熊熊燃燒起來。一些國民黨將領，不管出於什麼動機，都公開地或者秘密地同情人民的抗日情緒。比如張學良，在日本關東軍占領整個東北之後，他和東北軍一起被蔣介石撤到西北的陝西；在抗日浪潮推動下，張學良親赴南京請戰。蔡廷鍇在上海市郊閘北進行了英勇保衛戰之後，蔣介石把他指揮的第十九路軍調到南方的福建，與共產黨人作戰；雖然蔣對十九路軍進行了清洗，但是抗日的情緒，包括對蔣介石的憤怒，在軍隊中和指揮機關中仍舊有增無減，他們枕戈待命，對繼續進攻中央蘇區，修築旨在形成福建封鎖圈的工事也不特別熱心了。還有馮玉祥，他的勢力範圍內蒙古直接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脅。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的領導看出其中的有力轉機，想以此動員廣大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並強迫蔣介石停止內戰，槍口對日。即使不能形成這種局麵，起碼蔣介石為了馴服這些難以駕馭的將領，也不得不暫時延擱他的進攻意圖，減少集中對付中央蘇區的軍事力量。
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７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抗日作戰的協定。這三個條件是：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的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據說宣言是洛甫（張聞天）起草的，毛澤東和朱德在宣言上簽了字。盡管由於當時的黨中央還沒有根本改變“左”傾關門主義的思想，而國民黨領導集團也仍然堅持其反共內戰和對日妥協的政策，但還是朝著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邁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