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代表芳澤謙吉慢條斯理地站起來，為日本出兵辯解說：“絕對是出於自衛措置。”和以前在會議中的發言一樣，重彈老調：“從曆史而言，日本在滿洲的政治權益，可以說是由日本人犧牲生命和金錢所換來的，日本在滿洲投資巨大，是因為滿洲在日本的經濟上和國家的生存上居於關鍵地位的重要性，中國不但侵害日本臣民，並破壞條約上的正當權利，“九一八事變”就是由於中國過去那樣挑釁所帶來的結果。”他再次聲明，要和中國方麵直接交涉，“日軍的撤退，以日本僑民的安全保障為前提條件”。
施肇基眼睛全紅了，咬著牙齒，立即站起來反駁：“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是導因於日本的軍事侵略而完全出於自然，不是政府所能幹涉的！”他對日本方麵的要求予以拒絕：“日軍的非法占領仍然繼續，加之於中國的損害現在還毫無賠償的措施，中國絕不同意和日本直接交涉！”
與會代表明顯傾向於中國的立場。主席白裏安提議邀請為《非戰公約》的締約國、但未參加國聯的美國列席會議，隻有日本一國反對，提議獲得以１３票對１票的多數讚成，自此以後，美國駐日內瓦總領事吉爾白乃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議。一時世界輿論以為，國聯既得美國支持共同對付日本，又得具世界名望的白裏安主持會議，一定會使日本對侵略中國有所收斂。國聯代表們一時充滿了樂觀情緒。
然而這種樂觀瞬間就無影無蹤了。原來美國外交最易受國內兩大政黨鬥爭的影響，在傳統上，華盛頓的外交政策是最不穩定的，它的諾言的價值是最低的。史汀生由於日本的強烈反對和國內孤立派的攻擊，竟然指示吉爾白不得參加國聯對日本采取具體行動的討論。美國這種翻雲覆雨的作風使國聯十分失望。在外交史上，大國領導集團，尤其是英、法方麵，對國際公法的解釋時常取決於強國實用主義，而非取決於真理。因為當時資本主義強國絕對不願由於中國受到侵略而去冒與日本作戰的危險。它們隻能在戰爭邊沿後麵，希望通過國聯機構來調解衝突。實際上美國和英國正過著經濟嚴重危機的日子，法國也麵對德國軍國主義複興的重大威脅，它們自顧不暇，哪能為中國火中取栗？
中、小國家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看到當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國聯能夠經得起考驗，忠於自己的憲章，實行製裁日本。但這是脫離現實的幻想，根本辦不到。
它們於失望憤慨之餘，還得無可奈何地接受大國的擺布。
日本將事態繼續擴大。在將整個東北差不多都拿到手後，關東軍就開始具體實施早就製定好的“滿洲國”的設想。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８日，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天津雇傭中國人搞暴動，乘著混亂帶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溥儀藏在汽車後箱裏，逃出天津。１１日１０時化裝登上日本船，在營口上岸後，住進了旅順的大和飯店。經過一段時間的軟禁之後，溥儀不久被擁立為偽“滿洲國”的執政。
本來，關東軍一直想讓張學良當這個“皇帝”，但張學良絕不肯接受。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與張學良私交不淺，但此刻也徹底分手了。本莊繁似乎還有點舊武士道的義氣，他命令將張學良留在東北的財產裝上特別列車，運到北京的張學良那兒。
在以搞陰謀為家常便飯的關東軍中，本莊繁的舉動極像舊時代人那樣講究名譽，令人感到不合時宜，甚至感到一種悲愴，一種嘲弄。
張學良的財物裝了兩車廂。本莊繁派來的人拿著他的親筆信來到張學良麵前。
張學良沒有起身，對那人說：“我的東西我絕不能收。我們兩人雖然是朋友，但是現在等於敵人一樣，你這樣對我，等於羞辱我。”張學良說了一段故事：當年美國的華盛頓打仗時，有人保護他的房子，他對此很難過，他說，“我作為軍人在作戰，不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房子，這樣做就等於羞辱我”。“我現在的心情跟華盛頓一樣。”
張學良對本莊繁派來的人說，“你必須把這些東西拿回去，我家裏原來怎麼擺還怎麼擺。如果你不拿回去，我就一把火都燒了。這等於羞辱我，請你拿回去。”
東西沒有留下。但還沒運回東北，就在戰亂中不知下落了。
“天津事變”等擴大事態的情況回饋到國聯。國際行政院的第三期會議正由日內瓦移至巴黎，會場在法國外交部的時鍾廳。這個廳曾是巴黎和會的地點，美國總統威爾遜就在這裏最初宣讀了２６條的《國聯盟約》，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場所。還有，１９２８年的《非戰公約》也是在這裏簽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