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白裏安已身患重病，還是強撐參加，試圖扭轉國際局勢。他在當時素有“世界和平天使”之稱，是一位有影響的政治家，法國組閣１１次，他都連任外交部長，也有“詩人外交家”之稱，不獨為法國國民所愛戴，亦為世界人士所推重。可惜的是，在國聯派出的調查團到達中國時，白裏安溘然長逝。
人們祈禱這塊聖地能給中國帶來公正，給世界帶來好運。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２日，國聯行政院核準調查團五個委員：團長是李頓爵士，他當過孟買省長，一度代理印度總督。美國代表是麥考易將軍，第三個是法國的克勞德將軍，然後是德國的希尼博士，第五位是意大利的馬柯迪伯爵。顧維鈞被任命為中國代表，日本代表是駐土耳其大使吉田。
調查團於３月１４日到達中國，受到政府也受到人民的歡迎。調查團很活躍，他們從訪問上海閘北戰區開始，此地是在他們到達前夕被占領的。由於戰事嚴重，閘北和江灣完全被毀了。這是“一·二八”淞滬事變的結果。
“九一八”以後，上海人民反日怒潮高漲。工人、學生還成立了抗日義勇軍，曾經組織人民法庭，公審並通緝上海市國民黨部委員陶百川和陳希曾，嚇得陳、陶兩人全家逃跑躲藏起來。主張抗日的馮玉祥從南京來到上海卻很受歡迎。上海市長張群勸道：“馮先生，秩序太亂，你不怕有人向你投炸彈？”
馮玉祥笑笑：“我沒有什麼了不起，隻不過主張抗日，人民就讚成。要主張投降就大不一樣了。”
張群聽出話中之話，略顯尷尬：“蔣總司令說過，我沒辦法，反正我也就要調動了。吳鐵城就來，我也不能再管上海了。”
日本軍部想在上海滋事，以轉移國際間對於東北方麵的注視，而趁隙製造偽“滿洲國”。從這一方麵說，不久發生的“一·二八”事變是為了侵略東北而故意策劃的一種佯動作戰。
１月１９日，日本浪人在上海放火燒了三友實業社，搗毀了北四川路中國商店，緊接著又自己燒了重光葵公使館。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鬆在日僑示威遊行的同一天（２０日），向上海市政當局提出五項要求：一、市長道歉；二、逮捕凶犯；三、賠償損害及醫藥費；四、取締抗日運動；五、解散抗日團體。
新任上海市長吳鐵城答複：一、二、三項可以考慮，四、五兩項，因為此類團體是由民眾愛國赤誠自動組成，市政府是不能加以壓迫的，而且也沒有那樣的權力。
但如果有越軌行動，則當依法製裁之。
與此同時，吳鐵城對日本人縱火焚燒三友實業社的事件，也向日方提出抗議。
村井則向吳鐵城表示遺憾，當麵答應，查緝縱火浪人，依照日本法律從嚴懲辦。
可是，到了２２日，日本海軍突然介入交涉，其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發表了脅迫性的聲明，送達上海市公安局，聲明中說：“上海市長如不能給予滿意答複，並立即實行日本方麵的要求，則海軍司令官決定采取相當手段以保護日本的權利和利益。”
此時，在黃浦江上，陸續有日本海軍艦艇到達，向中國方麵示威。及至２４日，已有航空母艦“能登”號，以及巡洋艦２艘、驅逐艦５艘、炮艦１艘、敷設艦１艘，共１０艘。其中的巡洋艦“大井”號，約有陸戰隊員２００人離艦登陸，開赴設於江灣路的日軍陸戰隊本部。據當時情報，日本海軍有占領上海郊外的真如無線電信局之意。村井倉鬆以海軍壓力為後盾，於２４日向吳鐵城提出：如果在相當時期之內得不到滿意答複，則保留采取必要行動之權。暗示可能使用武力。到了２７日，村井更強硬地提出“限２８日下午６時前回答”的最後通牒。
吳鐵城召集來的各界代表坐成一圈，吳鐵城自己在“圈”裏來回轉悠。趁代表們爭論時，他到隔壁給蔣介石打電話：“日本人下令要我取消抗日團體，禁止反日言論，下了最後通牒。”
從杭州煙霞洞剛剛回到南京的蔣介石，忙於與汪精衛的政治分贓。他們又是握手言歡，又是到紫金山哭陵，又是召開中央臨時會議，不言如何對抗日軍的挑釁，卻攻擊外交部長陳友仁的外交政策，因陳友仁的外交部曾提出過與日“和平絕交”，借故責難孫科的廣州政府，直到孫科主動讓位宣布辭職，蔣、汪上台，才回過頭命令吳鐵城：“不許抗日，不能抵製日貨！不準示威遊行，把義勇軍辦事處的牌子先拿掉。我們現在不能跟日本人打，工業、軍火、軍隊差得太遠！”
吳鐵城本著蔣介石“忍辱負重”的指示原則，立即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蔣介石不放心，又命令參謀總長朱培德和軍政部長何應欽，立即派憲兵第六團從南京趕赴上海，在中日兩軍戰鬥的中間地帶，“起緩衝作用以防範不測”。
１月２８日，日本通知各國領事館，以中國方麵不能在限期之內給予滿意答複為借口，尋釁開戰。當天午後，黃浦江上的日本艦艇又有陸戰隊員６００人登陸，部署於閘北華界和日本租界的鄰接地區，進入戰備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