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認為“剿共”比什麼都重要
外交部已經接到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的急電，說“日軍突然向我駐沈陽北大營王以哲旅發起進攻，我軍寡不敵眾，北大營已被敵人占領，王已陣亡”等不確切的消息。但一紙電文，已使外交部上下震驚。
當外交部向正在日內瓦國聯開會的中國代表施肇基發電報時，亞洲司科員宿夢公一看電稿傻了眼：電文把日軍進攻沈陽北大營，改成“中日兩軍在北大營發生衝突”的詞句。此電稿出自亞洲司一等科員白德俊手筆。可宿夢公將其歸檔時，反複閱讀，越想越詫異：臧電明明說日軍向我發動進攻，怎麼能說成兩軍在北大營發生衝突呢？一方向另一方進攻與雙方發生衝突，其含義不同，明眼人一看便知，怎麼能混為一談？電稿雖是白某所擬，而電文內容當然是根據上級指示，一個小小的科員豈敢擅專？尤其是如此重大的內容。那麼外交部長王正廷究竟用意何在？莫非是根據蔣介石的旨意？宿夢公百思不得其解。
當時蔣介石正在集中力量“剿共”。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強調“攘外必須安內”。他認為消滅“共軍”比什麼都重要。何況日本侵略軍進攻東北，蔣正可借此削弱張學良在東北的勢力，使張完全服從他。張學良從此也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鍋。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群情激昂，成群結隊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向行人演講。
蔣介石堅持“攘外必須安內”的政策。圖為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蔣介石寫的訓示。
南京外交部照例每周一舉行一次紀念周，全體職員參加。紀念周的程序，首先由主持人（多半是部長或次長）默讀孫中山先生的遺囑，然後由部長或次長，有時指定地區的司長作有關國內外形勢或業務報告。
這次是“九一八”之後的第一個紀念周，因此，由部長王正廷親自主持。這一天，王正廷精心拾掇了一番：全身的穿戴整整齊齊，幹幹淨淨，頭發梳得鋥亮，烏黑的皮鞋，一身筆挺的淺灰色中山服，褲線筆直。不過他走到台前時，一反以往滿麵笑容的常態，而是滿臉愁雲，一副沉鬱淒楚的神色，講話的聲音也低沉下來。
王的講話大意是，這次事變激起民眾的愛國熱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國是一個有強大武力做後盾的強國，日本帝國主義焉敢大舉進攻一個主權國家？接著他講了一段日俄戰爭的曆史，最後說，群眾隻是感情用事，而不了解國家實力，瞎哄一氣有何用處？言語之間，顯然是說，隻有當政的人才了解國家的實力，感情用事無濟於事，甚至會招來亡國之禍。因此必須理智地對待一切……
這幾句簡直是往火藥桶裏扔了顆火星，民眾的情緒要爆炸了！紀念周不久，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彙合外地來京請願學生不下數千人，每人手持標語小旗，隊伍前麵打著校旗，最前麵由學生擁著當時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喊著口號，浩浩蕩蕩走過鼓樓大街，直奔外交部請願。
當時外交部的辦公樓是兩幢舊式樓房，部、次長的辦公室在北樓，南樓上下是地區司辦公室。學生隊伍闖進外交部後，直奔兩幢樓房。一進南樓，職工們都感到驚慌。學生們對他們說，不要怕，與你們無關，我們要找王正廷算賬。不多時隻聽得北樓人聲嘈雜，打砸之聲不絕於耳。南樓的職工們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個個惶恐不安。宿夢公掌管九一八事件的檔案，怕出事，就跑到代理司長徐謨那裏請示如何辦理。徐是蘇州人，天生膽小，此刻更是全身“篩糠”，不知所措。宿夢公就拉他到馬路上暫避。剛走到後門，就見兩個人——一個工友、一個秘書，架著滿頭血汙的王正廷正狼狽不堪地走出後門，乘上已經停在那裏的部長專用車，急馳而去。
宿夢公和徐謨都清楚地看見了王，王當然也看見他們，但雙方都縮回目光，裝作沒看見。
學生隊伍在搗毀部長辦公室並打傷了王正廷後，邊喊口號“打倒賣國賊”，邊整隊離開外交部。
事後，據在南樓辦公的職工說，當部分學生闖進南樓時，見樓下客廳裏坐著一人，誤以為是外國使節。其實此人是政務次長李錦綸，因被誤認才得以幸免。學生們到北樓未進客廳，直奔樓上。上樓後，撞進王正廷的辦公室，見王正在辦公，一齊大喊“打倒賣國賊”，並用手中的標語小旗向王打去，最後有人將王辦公桌上放著的一盆花向王頭上砸去，王的頭部當即開花，血流不止。
王正廷引咎辭職後，南京政府特任在日內瓦開會的施肇基為外交部長。施以工作需要並未回國就任。在此過渡時期，外交部的一切重要部務，臨時多由宋子文決定。因此亞洲司長徐謨會每日一次或多次去北極閣宋公館彙報或開會。為時不久，宋子文也感難於應付，便決定由顧維鈞代理外長。
因為施肇基在外交界的資曆比顧高，人又極為精明，肯定會在適當時機回任，而且顧維鈞在巴黎和會時與施肇基、王正廷都有過芥蒂，所以顧維鈞執意不從。
宋子文受蔣介石之托，促其就職，一再說：“作為一個中國的愛國公民，在國家極端需要時為國效勞乃是神聖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