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到南京後，過了約一星期，高紀毅才見到王正廷，又見到鐵道部長孫科及蔣介石。高紀毅回來對鍾毓說：“孫科說話很不清楚，我一句也沒有聽出來他說的是什麼。見王部長和蔣總司令時，他隻是把奉天所擬的辦法報告了一遍，請中央決定是否可行。”
８月１７日，王正廷召見高、鍾二人，首先對高紀毅說：“對於東北鐵路交涉問題，主要采取拖延政策，就按照張司令擬定辦法去做。可由交通委員會再組織一個委員會，以研究滿鐵所提出的問題為名，先表示我們對鐵路交涉問題已經同意，借以緩和日本方麵的情緒。既是研究會嘛，看情況能拖延多久就多久。這樣中央就可緩開時間，研究整個東三省的對日外交政策。”
高紀毅表示一切都按中央的指示辦理。
鍾毓有些憂慮：“自從張大元帥被炸死後，日本關東軍的少壯軍人和日本奉天在鄉軍人會的激進派，處處與我們與難，甚至故意尋釁。對於間島問題、土地商租問題以及鐵路交涉問題，均表示強硬態度。甚至叫嚷說，這些問題如得不到圓滿解決，將不惜使用武力等等。這雖是一種恫嚇手段，但我們不能不預防萬一，做相應準備。”
王正廷顯出一種奇怪的自負：“關於日本對中國問題，現在它在國際上已處於孤立的地位，它也不能不采取慎重態度，不敢輕舉妄動。況且就中國與日本的全麵關係來說，東三省問題仍屬地方的問題，或不致影響兩國全麵的關係。希望回去報告張總司令，命令東三省有關當局嚴密注視日本方麵的行動，隨時電報中央，以便采取對策，以防萬一。”
他們於８月中旬回到奉天，向張作相複命時，張作相唉聲歎氣：“既然中央和總司令同意，就那麼辦吧！”
敦圖鐵路一直拖著。林大八瞧不起蔣介石的中央政府，也事出有由。在與蔣介石政府周旋的同時，日本也在悄悄與廣州政府接洽。但總領事重光葵與南京政府的王正廷、宋子文等頗有私交，故對廣州國民政府似無好感。他認為廣州國民政府是武漢政府的“延長”，表明他支持南京國民政府。
１９３１年７月底，陳友仁以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身份訪問日本。陳是英國出生的華僑，原籍廣東順德。自幼就在英國受教育，中文反而不流利，一急就是滿口的英文。他回國後曾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武漢政府成立時，任外交部長，在國民黨中有一定的影響力，與汪精衛關係接近，在反蔣鬥爭中，多站在汪一邊，故廣州南方政府成立時，又被選為外交部長。
他出發前，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已得到消息，電請幣原外相：廣東政府陳友仁擬訪日本，可與會麵否？幣原答道：廣州國民政府是反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由汪精衛、孫科、陳友仁等為中心組成的。現在陳友仁以該政府外長身份訪日，在形式上頗不妥當，這是由於我們沒有承認所謂廣州國民政府的緣故。但在私人意見交換上是有意義的，期速來。
陳友仁抵東京後，住進帝國飯店，不與外界接觸，報界也不知其事。與幣原外相會議之際，日本方麵幾無任何報道，實際上是一次秘密會談。會談計有三次，每次約三四個小時，完全用英語對話，地點在外務省。人們隻是從戰後日本外務省的主要文書中才得知會談內容。
第一次會談是７月２８日。
看見有人進屋，幣原站了起來，卻沒有離開桌子。陳友仁看了看對方，就開始用英語說話：“最近日益高漲的排斥日貨運動，有礙兩國友好的發展，應該設法予以合理解決。滿洲為日本合並雖難承認，但日本在該地所存在的現實問題不能否認。
廣州國民政府擬於１０月１０日召開國民會議，決定對日之根本方針。這次訪問貴大臣無任何交涉之意，隻希望征詢高見以作我國民會議方針之參考。”
“明白了。”幣原點點頭，把一疊文件遞給陳友仁，“我國的對華政策都在上麵。”
陳友仁接過來翻了翻，大體還是“共存共榮”等老話，對滿洲問題仍十分堅決：“目前我國在滿洲享有的權益，這是與我國人民的生活有切也切不斷的緊密關係。日本政府對中國不管是如何的寬大，但絕難放棄在滿洲既得的權益。”
幣原轉了個話題：“閣下對共產黨有何所見？”
陳友仁回答：“中共今分國際及國內兩派。國際派完全為第三國際所控製。今江西邊區的紅軍去年隻有１５０００人，在蔣介石的圍攻下，今則增至８萬至１０萬人。
這是由於蔣介石用各地軍閥的雜牌隊伍攻剿，結果，雜牌隊伍與紅軍合流起來，聲勢更為壯大。”
幣原顯然被勾起了興趣：“閣下有無壓製中共的計劃？”
“當然有。而且，相信會成功。”陳友仁吹走杯中的茶沫，變得泰然自若：“我們雖反對蔣介石，是反對他的獨裁專製。他的反共，是與我們一致的。”稍息，又補充道：“武漢政府時代，我們曾一度與中共合作，不久遂分裂，這是因為我們去莫斯科考察後，發現了與中共合作的困難。今日我們與蘇俄無任何關係。”
會談快結束時，陳友仁問幣原：“日本的二重外交，究竟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