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有“老將”的血統，何況又有國恨家仇。所以他就把敦圖路的問題推往南京，亦可以借此表示他擁護蔣介石的誠意。
１９３０年２月７日，張學良將密電報本一冊交給鍾毓，作為電報聯絡時使用，又交給他一本《田中奏折》中譯本，命帶到南京送給外交部參考。同時發給旅差費、交際費６０００元。因為去南京必須經過大連，而大連日本海關對於旅客攜帶的物品均須檢查，鍾毓就將這兩個秘密文件交給同行的交涉署第二科科長羅靖寰，由羅縫入自己的西服背心內密藏。他倆於３月６日到南京，第二天就到省代表辦事處報到，並請省代表邢士廉約見外交部長王正廷。這時國民黨中央政府剛剛遷到南京不久，各國外交使節都住在上海。所以王正廷大部分時間也住上海，來南京的時間很少，他們一直等到３月２０日才見到他。鍾毓向王正廷說明了敦圖路的交涉經過，並將帶來的各項文件麵交給他。王正廷將亞洲司長周龍光叫來見麵，說以後來部可與周接頭。周龍光又叫來亞洲司總務科長薑某，讓羅靖寰有事跟他聯絡。羅靖寰就每星期三到外交部一次與薑會麵，探詢消息。薑科長總是說：“部長還沒有什麼指示。”
４月３日，邢士廉又和鍾毓見了蔣介石一次。鍾毓回來後對羅靖寰說：“蔣介石這個人非常高傲，說話時眼望天花板。我報告了我這次來中央的任務及東三省對日本外交情況，他隻用鼻子哼哼，始終沒問我一句話。等我報告完了，他隻說：‘好吧，你和部裏聯絡，等王部長給你指示好啦！’”
說完，兩人默然，深為東北的命運擔憂。
兩個月過去了，當他倆遊覽過江南名城，重新回到南京，王正廷才找鍾毓到外交部，告訴他：“此案第一步辦法，先由吉林張作相通知日本方麵，說東三省已宣布擁護中央，外交問題應由中央直接處理，叫他來中央交涉。”
“他要是不來中央呢？”鍾毓不無擔心。
“來了更好，不來呢，吉林省方麵就置之不理，看他下一步采取什麼態度。”
王正廷瞟了一眼鍾毓，見其麵有不悅，又解釋說：“吉林省再斟酌情況設法再敷衍一個時期，俟中央把對日本的整個外交政策決定後，由中央再行指示辦法。關於這個問題，已經由蔣總司令另行拍電與張總司令，你們可以回去吧。如果有什麼緊急的事情，可由吉林省直接給本部拍電聯絡。”
鍾、羅二人於７月１５日返回奉天，向張學良複命。
張學良聽完彙報，說：“蔣總司令的電報我已收到了，關於這個問題你們回吉林時對張輔帥說，暫時就照中央的指示答複林顧問和粟野滿鐵公所長。你們去了許多日子，辛苦啦！在奉天休息幾天，就回吉林去報告輔帥吧。”
他們在奉天隻住了兩天就回到吉林，當晚就到張作相公館，將詳細經過報告了一遍。張作相聽後，渾身一搖，就亮開嗓門：“這算什麼辦法！他們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我當時就向總司令（指張學良）說過，找中央也未必有什麼好辦法。自己做的夢還得自己圓。這不是白跑一趟嗎！多少條鐵路都讓人家修了，為了這一段鐵路得罪日本人，我覺得是不上算的。”
７月２４日午前，張作相找林大八到督軍署，粟野也同來。張作相正襟危坐，告訴他們：“鍾署長已經從南京回來。關於鐵路問題，中央不準地方直接談判，應由中央外交部統一交涉。請你們轉達關東軍和南滿鐵路會社，請他們直接到南京與外交部交涉。這個問題從今以後吉林省沒有權力處理。”
林大八眼睛出火，幾次想打斷張作相的談話：“日本人並沒有承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是什麼中國中央政府。我們在中國哪個地方發生問題，即向那個地方主管的當局交涉，這是慣例，從來如此。吉林的問題隻有和閣下談判，根本沒有必要找蔣介石商量。蔣介石政府本身也不過是中國地方政權的一個，他有什麼力量叫別省遵從他的命令？”
張作相不響。
林大八繼續聒噪，恩威並施：“如果閣下堅決表示不管，那麼日本關東軍可能采取自由行動，以保護南滿鐵路會社修築這條鐵路為由，向鐵路沿線出兵。那時閣下將采取什麼態度呢？如果亦以武力抗衡，勢必惹起兩軍衝突，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閣下是吉林省的主人，一切應當自己做主。我是閣下的顧問，當然不能不向閣下說明種種利害。希望閣下就以上各節，慎加考慮，千萬不要輕信別人的話，以免將來後悔不及。”
張作相抬臉望著林大八，心情複雜：“你說得很對。等我研究研究再答複你。”
張學良接到張作相的報告後，找東三省交涉總署長王明宇、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委員長高紀毅商量，定出個拖延的辦法，口頭上答應日本人，正式審核時再拖它個幾個月到半年。但中央是否同意這個辦法？就派高紀毅去南京和外交部接洽。高紀毅找到鍾毓，說：“你已經去過南京，情況比較熟悉，可以再同我去一趟，羅科長也同去，我就不另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