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日本擬調土耳其大使小幡酉吉出任公使，征求中國同意。小幡過去曾任駐華公使館參事，在交涉“二十一條”之際，公然蔑視中國。這樣的人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國政府的拒絕，盡管日本政府帶點威脅地要求接受。況且民間反對聲浪高昂，紛紛電請政府斷然抵製。結果，日本政府不得不放棄調任小幡酉吉的念頭，而於１９３０年元月以駐上海總領事重光葵兼代公使職務。
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旋即與重光葵進行關稅協定的交涉，至５月６日終於簽訂協議，雖然給予日本在三年內對於特定商品的稅率不予變更的條件，但中國方麵則自此恢複了關稅自主權。溯自１９２５年在北京舉行的關稅會議中，中國提出要求以來，已經曆時五年之久。
幣原這樣的外交態度，在日本國內則被認為是“軟弱外交”。軍部方麵以及對華強硬派的人士們，對於幣原外交心懷不滿，反而更是背道而馳，趨向侵略戰爭的邊緣。
老將少帥都為東北命運擔憂
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末的世界經濟，正遭受著空前不景氣的侵襲。這就是從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紐約證券市場暴落開始，所造成的世界性恐慌。而日本對中國的輸出，則在世界恐慌之下，再加上受到濟南慘案以來中國社會排斥日貨的影響，以致極度惡化。
日本為了要挽救不景氣的境況，愈加把富有資源的中國東北當做是“日本生命線”；在日本軍部則日漸茁長了必以東北為日本所謂的“王道樂土”之論調。
在截至“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對“滿洲”的投資已達１７億日元，占其國外總投資額的６０％；對於整個日本經濟具有極大影響力。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據李頓調查團報告，日本對中國輸出額，以１９２５年的４.６８億日元為最高峰。而後則直線下降，及至事變前一年的１９３０年，則降落到了２.６億日元。
另一方麵，在倫敦舉行的海軍軍縮會議，決定美、英、日三國海軍艦艇為５∶５∶３的比率。對此不滿的軍部抨擊濱口內閣對外怯懦，並認為是“幹犯統帥權”，醞釀出政治問題，這成為在這一年１１月右翼暴力分子暗殺濱口雄幸首相的背景。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中日兩國在東北又發生了一個頗大的糾葛，就是修築敦圖路問題。日本侵略東北的軍事運輸線，海上隻有旅大一條，從旅大通往東北腹地也隻有南滿鐵路一線，並且隻能通到長春，長春以北的中東路又掌握在蘇聯手中，無法利用。因此，日本急於修築由吉林敦化至圖們江的敦圖路，使它和朝鮮鐵路接軌，以與朝鮮的雄基、羅津、清津三港直接連接。這樣，不但日本侵占東北的軍事運輸問題可以解決，而且因敦圖路經過吉林延吉，與在中蘇國境線上的琿春縣相毗連，一旦日本與蘇聯發生戰爭，琿春、延吉又成為進攻蘇聯的重要軍事基地。
基於以上原因，日本遂於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上旬令其駐吉林特務機關長兼吉林督軍署顧問林大八中佐及滿鐵駐吉林公所長粟野，向吉林督軍張作相提出，由滿鐵墊款包修敦圖鐵路及該路修成後與朝鮮鐵路接軌的要求。張作相凝眉沉思良久，說了一句話：“這個問題我不能立即答複，必得和奉天張少帥商量後再說。”他暫時收下了粟野帶來的文件。粟野不放心，遞交文件時特為加重語氣說：“希望明春即開始動工，一年內完成，請早日答複。”
張作相隨即召集省長及省署各廳長會議。與會者紛紛搖頭，說如此重大的事情不是吉林省能做得了主的，趕快向張學良請示辦法吧。於是委派吉林交涉署署長鍾毓攜帶日方文件，去奉天（沈陽）向張學良請示辦法。十天之後，張學良又電召張作相到奉天開會。聽完各位爭論後，張學良不動聲色：“東三省既然宣布擁護南京，關於外交問題也就應當由南京辦理，我們地方無權幹預。”
張作相麵有難色。
張學良不快：“老將都不許可的事兒，我怎能許可呢？”
他習慣喚他父親為“老將”。當年張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曾派公使芳澤向他提出間島行政權割讓問題、土地商租權問題和敦圖路修築問題三項要求，交換條件是日本保護張作霖安全回奉天，並且保證張作霖仍為東三省最高統治者和保持東三省的獨立。當時張作霖滿口應允。待他要回奉天的前一天，芳澤就拿這三項協定出來要他簽字。他推說今天太忙，叫芳澤明天下午再來。第二天下午芳澤又來時，張作霖叫秘書陳慶雲把芳澤讓在對麵客廳，他在屋裏大罵日本人不夠朋友，“專等人家危急的時候，卡著人家的脖子要好處。我張作霖是不怕死的……”他拿起毛筆，在三個協定書上批了字，交還了芳澤，也沒和芳澤說話就坐汽車上火車站去了。
芳澤也就隨著走了。芳澤是老派外交家，做什麼事情都是謹小慎微、一絲不苟的。
他出生在日本北部山區並在那裏長大，身體很強壯，但是說話和動作都很遲緩。他愛打高爾夫球，但別人看見他在前麵打，便悄悄離去。原因是他打球總是圍著球轉來轉去，左右端詳，還時不時掏出本小冊子，查閱不同角度的球應該怎麼去打，然後又圍著球轉起來，沒耐心的人哪能沉住氣！這次，欣喜的芳澤到了公館，打開文件，左看右看，才從三個協議書上看出簽的隻是個草體的“閱”字，一生謹慎的芳澤被張作霖捉弄了一番，臉上難堪得紅一陣，白一陣，大罵張作霖“狡猾、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