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點燃了“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當年３０歲的張學良，雖有國恨家仇，但不相信日本人會搞這樣粗暴的行動，那是違反國際條約，會引起國際問題的。然而事變還是發生了。
當他９０歲時，他承認當年對日本的判斷是錯了。
張學良浮出曆史
東三省是塊惹人垂涎的寶地。
日本擴張者鷹隼般的目光，自明治以來就盯住了中國的東北。這一點也不奇怪：
如果沒有東北的鐵和煤，它就不能達成工業化；如果沒有東北的高粱、大豆，日本那彈丸之地又如何自立？日本和俄國為爭奪這塊地區曾進行過多次交鋒。１９０４年俄國戰敗後，遼東半島成為日本租界，管理南滿鐵路的“滿鐵”成為日本設在這裏的“東印度公司”。日本在這裏的投資占對外總投資的５４％。征服東北，把東北置於它的“保護”之下，成為日本一個扳不倒的奢望。於是，中日兩國在東北的衝突，便是遲早的事。不過在“九一八事變”之前一段很短的時期，中日關係倒有過和緩的趨勢。
這就是被稱為“第二次幣原外交”的時期。
在中國方麵，特別是東北的熱血將領張學良，為這短暫的和平做過種種努力。
１９２８年年底，日本在野黨政友會總裁床次竹二郎攜赤塚濃等人來華訪問。赤塚濃是個“中國通”，在沈陽當總領事多年，與張作霖的部將楊宇霆關係極好。他們先後在南京、北平會晤了蔣介石、閻錫山，最後來到沈陽，受到張學良與楊宇霆的隆重招待。在和張、楊的會談中，床次極力攻擊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並且說明訪華的目的：
“本人因反對軍人幹政，反對鳩山一派迎接軍閥頭子田中大將為政友會的總裁，以致脫離政友會，另組成政友本黨。今見田中內閣把日本政局搞得焦頭爛額，不可收拾，本人遂下定決心，率領政友本黨聯絡民政黨，共圖打倒田中的軍閥內閣，以便組織聯合內閣，並約定聯合內閣成立時，當以本人為總理大臣，而本人此次訪華目的，亦即是向中國各方求得諒解，以便將來組閣執政時，改善中日兩國的邦交。”
床次還說，東北地方重要，國際關係複雜，而東北與日本的關係尤為特殊，力勸張、楊二人“和衷共濟，顧全大局”。
床次等走後不久，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１日，即發生了張學良槍斃楊宇霆、常蔭槐事件。（１９２８年６月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人炸死後，楊、常勾結一氣，拉攏文武官吏，擴充軍隊勢力，並以父執自居，多方阻撓張學良的政治主張，張學良下決心處決了他倆。）事件當日，張學良就召其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將此事經過通知日本駐沈總領事林久治郎，避免發生誤會，再次引起中日間的糾紛，並決定派東北軍外交處的胡俊到日本東京同床次竹二郎聯絡。
１月１８日上午，王家楨來到大帥府老虎客廳（即槍斃楊宇霆、常蔭槐的地方）的隔壁，告訴正在辦公的胡俊：“司令長官找你，要叫你代表他到東京去聯絡床次。”
張學良向胡俊交代：“楊宇霆等因勾結白崇禧、李宗仁等欲圖謀不軌，已被製裁。若不把這個事件的內情說給床次，取得他的諒解，不但要影響中日合作共同打倒田中內閣的密約，而且必然發生誤會，將來若是床次內閣出現時，我們的對日外交，將更加棘手了。所以我現在寫好親筆信一封，派你帶去。你見著床次，務要把楊、常的罪行以及我不得已才把他們製裁的苦衷，說給床次等人知道，以便取得他們的諒解。”說罷，張學良把親筆信交給胡俊。
胡俊到軍需處領了旅費，就回家去打點行囊。他把張學良寫給床次的親筆信，縫在西服上衣的襯肩裏麵。怕坐頭等車會惹人注意，特為買了二等車票，並準備好一套去日本的借口。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乘上沈陽至釜山的列車，前往日本東京。
列車駛入新義州時，一個便衣警察走過來，上下打量胡俊，盤問過後，又打開行李檢查。他翻出兩張手畫的地圖，端詳了好一陣，又死盯住胡俊看。胡俊向他解釋，這兩張地圖是他愛人高寶笙在日本橫濱華僑小學讀書時畫的，因為畫得好，曾經展覽過，胡俊一直把它放在箱子裏，這次打點行裝也沒取出，其實並沒有什麼用處。警察悻悻離去，把兩張地圖也沒收了，胡俊也沒在意。誰知這兩張地圖竟在東京惹出大麻煩。
胡俊在釜山下車，搭船到下關，再由下關轉乘火車去東京。為了避人耳目，他特地選了東京郊區的新宿旅館住下。然後打電話到日本外務省亞洲司科長中山詳一處，問到了赤塚濃的住址，立即驅車趕往赤塚處，向他說明來意。赤塚就給床次打電話，約好第二天上午９點去見床次。翌日赤塚和胡俊如約前往，床次和政友本黨的幹事長正在家中等候。彼此寒暄後，胡俊就把張學良的話向床次說了一遍，並把信交給床次。床次閱信，越看臉色越緊，終於灰暗而默聲不語。經胡俊解釋，床次吐了一口氣，嘟起下嘴唇說：“好吧，楊宇霆已死，說他也沒有用了。張將軍既然願意繼續與我們合作，我們還是歡迎的。張將軍既有親筆信來，我也當親筆複信為好。不過我的親筆信需要兩三天才能寫好。現有我的相片一幀，是送給張將軍的，請你先拿走。等過了三天，你同赤塚君再來我家取信，屆時我們還要暢談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