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中國方麵的立場而言，如果將日本在華權益凍結不變便締結這個條約，則是辦不到的事。而且，雖則說是“互不侵犯”，其實正在侵略的，隻是日本。因此所謂不侵犯，乃是日本本身必須提出誓約的問題。
但不管怎麼說，這也算是日本在“九一八”之前避免武裝衝突的唯一一次表示。然而在中國方麵，這畢竟無法接受。
幣原的另一個表現，就是任命佐分利貞男為駐華公使。佐分利在１９２５年的北京關稅特別會議中，對中國態度友善，是一個中國外交界寄予期待的外交官。幣原看到這一點，改變了原定派佐分利任駐蘇公使的任命，說服他出任中國公使。１０月７日，佐分利向南京國民政府呈遞國書後，立即被蔣介石招至湯山別墅茶敘。
這個別墅坐落在南京郊外，富有田園風味。當時蔣介石忙於戰事，無心講究排場。所謂別墅，實則並未經過修整，庭園不小，但雜草叢生，室內也未加裝飾，和山野小屋同樣簡陋。
在室內簡單用茶後，蔣介石提議一麵散步，一麵談談，宋美齡說：“委員長浙江鄉音很重，我來翻譯。”於是，他們三人並肩而行，走了一路，談了一路。宋美齡隨時將蔣的話譯成英語。但蔣與佐分利的交談，始終是從大局上討論兩國關係，並未談及具體問題。
佐分利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一度回國，準備此後開始同中國正式談判。行前在日本駐華領事館與張學良談到半夜。那時在東北有幾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佐分利對張學良說：“我回日本後將盡力而為。”
張學良回答：“我也盡力幫你的忙。我能夠做到的一定做到。不過，不能讓我做做不到的事情。不能做的就不能做。”
可是不久，映入蔣介石和外交部長王正廷眼簾的竟是“佐分利貞男在箱根自殺”。
據當年日本大阪《朝日新聞》報道，新任駐華公使佐分利貞男於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回國述職，向當時的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彙報了三天，２９日結束時，出來曾向記者顯示心情輕鬆，故意揮揮胳膊說：“那好吧，不久之後又要回到中國大幹一番了。不過今天，我要到湘南海邊劃船玩玩，不要忘記，我可曾是劃船比賽的冠軍啊！”
當天，他乘車來到東京南三浦半島的逗子（地名），玩了一會兒，不知是遇到什麼人，便中途“改變主意”，繞過相模灣，越過長尾嶼，到了神奈川縣的箱根，住進了經常下榻的富士屋旅館第１９７號房間。他對經理說：“請在明天一早喊醒我，再叫一位理發師來，明天我有一個重要會議要發言。”
下女們對他很熟悉。次日，下女按照交代去喊他，看他頭上蒙著厚厚的鴨絨被，掀開看時大吃一驚！原來他已經死了，血染枕褥，慘不忍睹。他右手握著大口徑手槍，子彈自左顳部射入，從右耳部貫出……
出事後，箱根警署和東京警視廳派人來做了調查，沒有發現遺書和文字材料，隻在皮包中發現還有一支沒有使用過的小手槍。幾經周折後，警方做出“自殺”的結論，並且設想了他“自殺”的動機：可能是由於在北京關稅特別會議（１９２５年）期間夫人突然去世而感到“厭世”；可能由於在同中國的交涉中感到“左右為難，自己當初的抱負無法實現”，“兩手空空而回”，對不起幣原外相的器重，因而輕生……
還有一種傳說，是說出事後不久，張學良曾接到過佐分利公使自殺前發來的遺書，內稱他已得悉日本軍部新上來的少壯派將校動向，他們將要采取武力解決滿蒙的政策，規勸張學良迅速停止“排日侮日”政策，否則他們會立即訴諸戰爭！信中還說，看來日本軍部和中國東北都不會讓步，他已經嗅到了火藥味，所以才不得不“以死諫之”。人們後來未見張學良提及這封信。但張學良在１９９１年接見日本ＮＨＫ記者時卻肯定是他殺，而不是自殺。９０歲高齡的張學良談及此異常憤怒：“那時，日本軍人狂妄到那種程度，不但對我們中國，連對本國元老和重臣也使用了暗殺手段。軍人如此狂妄，國家沒能滅亡，那真是上帝恩典日本了！”一般人也不會相信一位公使會愚蠢到向戰爭受害者“死諫”的地步，至於因為太太一死便輕生，這在標榜“大男子氣”的日本曆史上也不曾有過。
這些推斷，在當時就有許多人不相信，就連最了解、最器重這位公使的幣原外相也說：“他必須自殺的理由，我本人自不必說，就連他的同僚和知己，誰也無法想象出來究竟是為了什麼！”佐分利是個左撇子，幣原也認為，“右手拿著手槍，射擊左太陽穴，說是自殺，怎能相信”？
按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重光葵的說法：“佐分利公使在東京滯留頗久，其後自殺辭世，頗不乏人認為是由於政治因素，使他的意見不能實行的結果。”
在佐分利貞男自殺之後，關於繼任人選問題，中日兩國之間發生了一點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