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床次家出來，赤塚在一家飯館招待了胡俊一頓。下午，胡俊去看了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張正在日本讀書，由寧向南陪讀。第二天早晨９點鍾，外務省的中山詳一突然打來電話，要胡俊即刻去談話。胡俊去了，還沒坐穩，中山詳一就劈頭蓋臉地斥責起來：“我們接到警察廳的通知，說你是奉了張學良的命令，帶著皇姑屯炸彈案的地圖和證據，來到日本，送給我們的在野黨，圖謀打倒現內閣，擾亂日本內政。”
胡俊張口結舌，不知禍從何來。中山詳一依然聲色俱厲：“由新義州起，沿途俱有密報。隻是到了下關，密報才中斷了，不知你投向哪一方麵去了。你此次來到日本，究竟辦了什麼事情？你要從實招來，免得麻煩！”
胡俊莫名其妙：“哪有這樣的事？要是我們握有皇姑屯炸彈案的證據，當然要向國際法庭或者國聯提出控告，怎麼會向日本在野黨提出、求它替我們主持辦理呢？”
中山逼問：“那麼，你打電話問赤塚濃的住址幹什麼？”
“赤塚在沈陽做總領事多年，又做過張大元帥的顧問，我與他甚為友好，此次來到東京，順便探望一下，又有什麼關係呢？”
中山詳一張了一下嘴，沒有發出聲音。沉吟片刻，即用電話和警視廳聯係，然後叫胡俊到警視廳去談話。警視廳廳長的問話與中山詳一的質問毫無二致。胡俊又照實說了一遍。廳長用一根鉛筆敲著指關節，似問似答：“如此看來，我們是誤會你了。我可以通知軍警憲三方麵，說明一下，保證不為難你。”接著他以日本暴力團體很多，不能保證安全為由，要胡俊馬上離開東京。胡俊不肯。廳長又說：“既然如此，我需要派一個人保護你。”於是他派了一個警察跟著胡俊。這個警察同時鍾一樣準時，早８點準到胡俊住的旅館，無論胡到哪裏，他都跟著，直到晚１０點才離去。
第二天晚上，便衣警察走了以後，胡俊用電話通知張學銘、寧向南二人，說明處境，托寧向南到赤塚家中。告訴發生的事情，等到床次的信寫好，由赤塚轉交寧向南，再由寧轉給胡。
第三天下午２點鍾，突然有一位客人來訪。他遞過來的名片上寫著“日本陸軍少將、日本陸軍在鄉軍人團副團長鈴木”。他自我介紹是田中義一大將的同學，說在鄉軍人團團長就是田中大將。接著他起身鞠了一個躬，說道：“此次先生來日，隻因我們沈陽警察署的便衣警察粗心大意，將先生所帶的學生畫的地圖，誤認為與皇姑屯炸彈案有關，做出錯誤的情報，惹出莫大的誤會。對於先生，實在是對不起之至。我今天就是來請先生諒解的。”
胡俊這才恍然大悟。當晚，陸軍少將約他在一家料理屋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那個“保護”的警察從此也不見了。
過了一天，寧向南來到旅館，帶來了床次的親筆信，並傳赤塚的話：“將來遇有必要時，床次總裁還要派人到中國與張學良接頭。”胡俊滿心歡喜，於翌日早晨搭乘快車回國，到家卸了行裝，就進城去向張學良複命，把此行的一切經過詳細陳述了一遍，遞上床次的信和照片。張學良慰勉有加。
三個月後，胡俊回外交處辦事時，遇上王家楨。王對他說：“明年春天２月，日本要舉行第十七屆大選，政友本黨因缺乏選舉費，與我方接頭，說此次選舉，他們隻要選出９０名議員就算勝利，請求我們支援。張司令長官已支援他們５０萬元，並約定床次將來組閣秉政時，應將南滿鐵路改組成為像中東鐵路那樣。那時，我們對日外交就好辦了。”兩人談得甚為興奮。
誰知第二年的日本大選，政友本黨與民政黨都未獲得預期的勝利，因此政權仍掌握在舊政友會手裏，也就是掌握在田中義一軍閥內閣手中。最後還是由政友本黨與民政黨聯合起來，在議會裏揭發田中內閣的貪汙罪狀，以“濟南慘案”為代表的對華強硬政策上遭遇失敗的田中內閣，於１９２９年７月垮台，田中本人最後豔死在藝妓富子的香懷裏。繼起執政者是民政黨的總裁濱口雄幸。床次以副總理大臣的資格兼任遞信省大臣。在對中國外交方麵，濱口表示要對以前的“田中路線”加以修正，不實行武力侵略。
此時，幣原喜重郎再度出任濱口內閣的外相。幣原在前任田中內閣誕生之前曾主持過三年外交，博得“對中國有正確認識”的評價。此次重作馮婦，在職兩年零五個月，他還是有意避免行使武力，至少在就任之初是這樣。
１９２６年６月１日，中華民國舉行孫中山的移靈奉安（自北平迎葬南京紫金山）典禮。孫中山的日本友人犬養毅、頭山滿等人也被邀請參加，受到國賓待遇。日本亦於６月３日承認國民政府，但國名仍舊稱為“支那”，直到翌年（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才改稱“中華民國”。
進入１９２９年秋天的９月５日，幣原與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在東京密談，就有無可能簽訂“中日互不侵犯條約”問題，想探探中國政府的意向。其內容要點是：一、認定東北屬於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二、關於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租借問題及有關“二十一條”問題，另為交涉解決，本協定單從大局著眼，謀求協調；三、排除侵略主義暴力外交；四、於“滿洲”之開發，重視中日經濟合作，行使合理合法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