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兩個月時間，紅信筒的日收快件量達到2300多件，高峰時超過3000件。按照原來的計劃，在半年內投放350個紅信筒。人們紛紛給市郵政公司的客服中心打電話或寫信，要求在更多地段安裝紅信筒，市郵政公司不得不修改原計劃，決定在10月底前再安裝400至500個紅信筒，並力爭在年底前增加至1000個，預計日收件量達到9000至1萬件。有業內人士猜測，郵政公司的高調亮相與出手，或許與整頓快遞市場有關。
二、確保“綠色通道”暢通
2003年初，從廣東開始的“非典”疫情一路北上，在各地迅速擴散。3月初，北京出現嚴重的“非典”疫情，不僅引起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視，也在許多人們心頭蒙上一層陰影，人們開始搶購、儲存口罩、板藍根等防疫用品，還有一些人通過郵寄方式將為親朋代購的防疫用品寄往外地。這時的北京正在貫徹十六大精神，為完成“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和“辦一屆最出色的奧運會”兩大目標，開展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改造；“非典”的不期而至多少造成社會上的一陣恐慌情緒。
4月20日，國務院明確及時發現、報告和公布疫情，衛生部開始將每五天發布一次疫情改為每日發布。4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對非典疫情重點區域采取隔離措施。北京首批確定的“非典”疫情封閉隔離區，包括地壇醫院、人民醫院和分屬中央財經大學、北方交通大學的兩座居民樓。按照規定，隔離區內的居民不得外出，所有食物、生活用品、報刊郵件由有關方麵組織專門人員每日定時運送。世界衛生組織將北京等地列為旅遊警告地區。不久後，小湯山醫院建成，開始集中收治“非典”患者，在京北形成隔離地帶。這時，全市各行各業被迅速動員起來，投入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五一”前夕，北京市郵政管理局啟動抗“非典”應急預案，內容包括成立預備隊，增配流動車，郵件收寄實行上門服務，報刊投遞全麵提速，中心任務是確保首都郵政通訊暢通。有一篇文章報道，“西外投遞部的投遞員要一天三趟地往返疫區。據不完全統計，‘五一’
期間有近萬封郵件、報刊被送進了隔離區”。當時，西城區郵政投遞局成立了一支“特別投遞隊”，一旦發現轄區內道段出現疫情，投遞隊立即出動。為確保投遞員的健康，郵局為每位投遞員配備了消毒藥水、防護口罩和手套、藥品等，每天對郵運車輛進行消毒，對發往隔離區的郵件、報刊單獨打捆、包裝並嚴格消毒。投遞員在投遞時，必須采取必要防護措施，保證用戶的用郵安全。
為防止疫情蔓延，郵局采取一係列防止疫情蔓延措施，一方麵對隔離區內的信筒、信箱一律停止使用；另一方麵采取專車運送、單獨分揀、單獨消毒方式，處理寄自疫情嚴重地區的郵件，同時用專人專車遞送寄往“非典”定點醫院或隔離區的郵件。郵局要求，從隔離區回來的車輛馬上消毒；運輸途中嚴禁無關人員進出郵車，嚴禁押運員捎人帶物。與此同時，抗“非典”用品，包括口罩、藥品、消毒用品等快包郵件大量進京，日均處理量逾萬件，“五一”期間，北京郵局中心局動員各科室人員組成突擊隊到一線支援生產。據親曆者回憶，當時中心局分揀人員每日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全市300多輛特快專遞投遞車輛全部出動，共運送10餘萬件防“非典”生活必需用品，從而形成北京郵政的“綠色通道”。
這時，許多民營快遞企業停止營業，郵局的EMS成為人們寄遞文件、物品和網購的可靠渠道。有一篇報道中的小標題這樣寫道：“災難麵前——郵政經住了考驗。”
三、京城快遞公司“大洗牌”
民營快遞企業的蓬勃興起，始於20世紀90年代。這些企業普遍資金不多，憑著各自靈活、周到的服務，迅速在快遞市場上站住腳並打開局麵。他們的業務員大都來自外地，業務對象主要是一些海外獨資、合資公司，以及海外企業駐京辦事處。因為他們知道，外國人或在海外生活過的人對於“效率”、“便利”、“服務”有與普通中國人不一樣的理解與感受。大公司或機構裏的“白領”職員隻需要撥打電話，快遞公司的業務員就會很快到來取件，再也不用派專人到郵局跑一趟，這種隻有民營快遞公司才提供的“門到門”服務，並在承諾的規定時間內完成信函或物品的寄遞，與郵局長期以來形成的“等客上門”經營方式形成明顯對比。有專家認為，導致民營快遞企業興起並迅速發展的很重要原因之一，是由於郵政不能滿足工商企業、經貿金融機構對於商務文件以及物品傳遞時間和效率要求。換言之，郵政的“不進取”使民營快遞公司有了發展的空間和機會。有人透露了“快遞”的賺錢之道，投送一封同城快遞信函或文件所需的成本，除了人工和必要的交通工具之外，再無更多費用開銷，通常函件的利潤為包裹的1至3倍。不過，由於大量缺乏足夠資金實力與專業素質的小微型快遞企業大量湧入快遞行業，導致行業內出現無序經營與投遞質量、信譽下滑趨勢，對國內快遞市場的健康發展產生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