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上流行一種說法：“存銀行不如買郵票”，一些人甚至為“郵”
而“走火入魔”，所謂“千軍萬馬奔郵市”。這種集郵經濟的後果，使原本高雅的集郵文化變味，同時造就了新的市場“泡沫”。
90年代初，月壇郵市發生了幾次搶劫郵票或錢財的惡性治安案件，媒體發表的報道標題為《警惕身邊的狼》。公安機關發出警示，提醒廣大集郵者要注意人身安全。在郵市中還曾出現“假郵”，不少集郵者抱怨“受騙上當”。管理部門認為，郵票市場真的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1991年11月10日，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局聯合發布通告，宣布月壇郵市停辦整頓。由此，盛極一時的月壇郵市宣告關閉，郵市行情一下跌入“冰點”。
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1992年7月新的月壇郵市開業，管理者由集郵協會改為由政府相關部門組成的市場管理所。4年後，隨著郵市進入新一輪高潮，月壇郵市又“火”起來了。有親曆者回憶：“進月壇郵市有兩道門，一是進入月壇公園要排隊買票，二是進月壇郵市還要買票，等好不容易進了郵市，更要不知疲倦地往裏擠，有時候擠上郵市中擁擠的人群半個小時也不過走了10米路。”許多生肖郵票、特種紀念票的價格在陣陣熱炒中直線屢創新高，月壇郵市成為一些投資者的“天堂”，同時也成為另一部分投資者的“地獄”。另據一項記載，1997年3月，月壇郵市原本隻能容納5000人的地方，湧入了3萬人，郵市當日門票收入高達15萬元。然而，郵市形勢在很短時間內發生盛極而衰的突然轉變，治安問題、投資風險等因素使得管理部門考慮采取怎樣的措施規範、管理市場，於是大量小道消息或傳言不脛而走，郵品價格聞風後紛紛跳水，造成許多郵商損失慘重。6月8日晚，曆時9年的月壇郵市正式關閉，郵商全部遷往位於馬甸橋附近的“北京福尼特月壇郵幣卡市場”。京城郵市的“福尼特時期”從1997年6月開始，至1999年8月，後由於經營權易手，又改名“宜美嘉郵市”。2001年10月，馬甸市場陸續搬遷，郵商分流到新建的大鍾寺郵市和馬連道郵市。2003年4月，大鍾寺郵市又告終結，萬家馬甸小商品市場於一個月後完成了各種手續，變身“北京萬家馬甸郵市”，開始正常經營。
四、電報業務由盛到衰
90年代以前，電報對於許多人和家庭而言，要麼是接站或被接站；要麼是或喜或悲的重大變故；要麼是其他需要在第一時間通知對方的急事，否則人們不會輕易去郵局拍電報的。
這一時期，家庭電話尚未普及，電報成為兩地之間人們除寫信、長途電話以外相互傳遞信息，尤其是緊急信息的主要方式。有人編了一句順口溜：“電報電報，不是哭就是笑”。任何人接到送報員送來的電報一刹那之間，神經總要繃緊，不免心中掠過一絲擔憂或恐懼。每到臨近春節等節日前，郵局的電報窗口前總要排起長長的隊伍。此外，對於去火車站接客的人來說，在春節這個特殊時段，火車站為了限製旅客流量，就連平時可以隨到隨買的站台票也得憑接人的電報才能購買進站，於是在火車站出售站台票的窗口，經常出現人們一手緊緊捏著錢，一手高舉電報奮力擁擠的情形。在一篇報道中，一位曾在北京電報大樓工作的被采訪者回憶：“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時，一天內收發的電報達到10萬封，來不及發的電報，成箱地堆在腳邊，問候的、報平安的、寄錢的，不誇張地說，真是跟雪片似的鋪天蓋地。”
有人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不識字的老太太帶著生病的孫子從外地來京，情急之中把安眠藥錯當了感冒藥帶走。孩子的父母心急如焚，連夜從當地拍加急電報到北京，希望及時找到老太太。收到電報的東四電報局一方麵安排投遞，另一方麵派人到火車站通過廣播找人，終於在火車進站時找到了這對祖孫。
80年代初，郵電部門開始使用國產的“中文電傳打字機”（也稱“漢字電報機”），提高了電報部門的工作效率。據一份資料顯示的數字，1985年以前，北京電報局的民用電報量最多時每月可達300多萬份，占電報局業務總量的50%。一位電報局老退休職工記得，平日發送最多的電報內容是“母病速歸”。很多當過兵的人或許曾有過經曆，在部隊裏，普通戰士除了正常規定的探親假以外，隻有在家中發生重大變故的情形下，才能向部隊領導要求請假回家，憑據就是家中發來的電報。有時，軍人在探親或出差途中，遇阻不能按時歸隊，也要先發一封電報申明情況，否則回到部隊後就會受到批評或處分。80年代初，社會上掀起“經商熱”，一些商人在買賣過程中，有時電報也成為訂立合同或解決糾紛、討債、打官司所依據的紙質憑證。
90年代以後，隨著電話、手機、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開始走進普通人的生活，主要用於異地之間聯絡用途的電報的作用逐漸下降。為此，郵電部門開發了電報的增值服務項目——禮儀電報，力圖使電報業務重新煥發活力。禮儀電報適應了社會交往日益頻繁的趨勢，豐富了人們日常交往的形式與內容，不僅迅速、及時，而且充滿溫馨的人文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