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北京的郵政事業開始了新的發展階段。郵電部與北京市政府成立首都通信建設領導小組，提出要將首都郵電辦成全國第一流水平，改變首都通信嚴重落後的現狀。隨著郵政編碼的全麵推行，一批新的郵政基礎設施陸續落成，各項郵政服務日益完善，郵政在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反映著時代的進步與變遷。
一、解決人民群眾“用郵難”
80年代初，根據中央書記處對首都建設作出的“四項指示”，北京開始了新一輪大規模城市改造與建設熱潮，解決居民生活上的難題被列為各級政府的重要工作，其中包括增強郵政通訊能力，解決居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投遞難”、“寄信難”、“買郵票難”等諸多“用郵難”
問題。
在市政府上報國務院審批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中提出了一條原則：“骨頭和肉要配套”，指的是“大大加強住宅和生活服務設施建設的力度”和“強調了基礎設施不僅要還賬，而且要先行”。
當時，有讀者給報社寫信，反映有些信件地址寫得清清楚楚卻被退回，一些新建的居民樓常常收不到信件。對此，郵局方麵答複，除了地址不詳或寫錯、單位撤銷、收件人遷移等一般原因以外，一些新建單位、新建居民樓未向當地郵局備案。隨著城市建設發展和大量新建居民樓，郵局采取了一項措施——“人進郵通”。
在此之前，國家建委與郵電部曾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施工單位在每幢新建居民樓的每一單元的一層樓梯口安裝一套與住戶數相應的信報箱。同時規定，信報箱是建築物的組成部分，所需材料和資金應在基建計劃項目內統一解決。樓房交付使用前，要到郵局備案，以便郵局組織力量進行投遞，保證群眾通信。由此，北京市的新住宅樓都配有分屬各戶的信報箱，對於一些具備條件的老住宅樓，也陸續安裝信報箱。與此同時，市郵局在一些支局內部采取“超定額承包”方法，將投遞道段分別承包到人，使每個投遞員的工作量高於郵電部核定的定額標準，再將獎金、外勤補貼與其他費用捆綁在一起，實行超定額獎勵。這項措施促使郵遞員主動要求給自己增加郵件投遞量，極大調動郵遞員的工作積極性，從而使郵局投遞範圍在較短時間內覆蓋到新建居民樓，有效地緩解長期以來存在的郵件“投遞難”現象。
根據一份資料，北京市郵局在1980年一年中，在新建居民區和郵政局（所）較少地區開設郵電局（所）12個；在主要街道旁和繁華地區附近增設報刊門市部、報刊郵亭52處；郵票代售處近千處；在市區內一些大的郵政支局、涉外賓館開設國際長途電話和國際公眾電報點；開辦或恢複了國際特快專遞郵件、國際用戶電報、國際郵政掛號和高額彙款、代出差人員存儲寄領彙款、辦理郵購和函購、代發廣告等多項業務。至1981年12月上旬，在宣武、崇文、東城、西城等城區22個郵電局範圍內，已全部實現投遞《北京晚報》到戶。
1981年東單郵電局投遞組成立了一個名為“撲滅瞎信”小組，減少或消滅“瞎信”，並讓“死信複活”成為這個小組全體成員的工作目標。在郵局業務術語裏，“妥投率”是指信件成功投遞至收件人的地址準確百分比，也是郵局內部衡量業務質量的重要指標。郵局每日處理的信件成千上萬，其中有許多因為各種各樣原因導致難以投遞的“瞎信”，以往對於“瞎信”的辦法是“批退”。小組成立後，投遞員和郵件登記員利用班後的業餘時間，四處奔走，通過走訪街道、派出所、紅醫站、街道食堂、公用電話亭、老住戶等，想方設法為“瞎信”尋找線索。有一天，他們處理了一封瞎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北京站胡同16號”，顯然是錯址，經過一番查找，最後在芝麻胡同16號找到了收信人；還有一封信的地址是“建國門水牌胡同24號”，經過兩次試投均被告知無此收信人，於是4名郵遞員利用休息時間分頭走訪了5條胡同、13個居民大院、1個居委會、4名公用電話站，終於在先曉胡同24號找到收信人。東單郵電局的投遞員在一年中，共使9097件“瞎信”找到收信人。
當時還有一個現象，郵局的開筒員幾乎每天都能從街頭的郵筒中取出發信人誤投的失物，種類五花八門，有證件、單據、火車票和糧票、布票，也有現款、存折、錢夾。據報紙的報道，八麵槽郵電局一個開筒組在一年中從郵筒中取出的失物近百件。有一次，西長安街郵電局的開筒組從郵筒中竟開出了一本內存600元的存折，600元在當時人們平均月收入不過數十元的年代可謂是大數目。還有一次，開筒員從郵筒中取出一份北京油漆廠與火車站簽訂的運貨單，於是這位開筒員立即與工廠的供銷科聯係，才沒有耽誤了業務。另有記載，1981年2月14日，一位開筒員從動物園附近的一個郵筒內取出一封沒有封口的信，裏麵裝有一隻懷表。這是一個小偷於前幾天偷來的，後來他了解到開筒員的拾金不昧事跡，深受感動，對自己的行為痛悔不已，決心將這隻懷表還給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