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郵電支局投遞組組長姚國亭、郵遞員王玉海走了任成水郵路回來後，向全組職工介紹了任成水的事跡和自己的感受。這個組以往經常發生信件報紙不按地址投送的現象，在學習了任成水之後，基本消失。記者寫道：“這個組共20人，在不增加人手、不超過規定工時的前提下，共解決了18個大小機關、14個大小村莊、7個家屬宿舍信報直投到戶的問題，改變了多年來捎帶轉現象。投遞員武玉海把原來隻送到山下小鋪的八大處郵件，全部送上了山”。
許多年以後，任成水擔任縣、市局領導職務。有一次他到一位老郵遞員家走訪，女主人向他訴“苦”道：“俺那當家的一天到晚隻知道送信，家裏的活兒一點都指不上他，幾次讓他帶瓶醬油來他總是忘。”後來，他遇到了這位老郵遞員，老郵遞員對他說：“家裏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封信送錯了，就會給郵局臉上抹黑。”任成水事後對年輕職工講起這件事時說：“當時職工愛局愛得多麼深啊！”
位於門頭溝山區的清水郵電所有一批鄉郵員，60年代初總結出了一套“村頭回憶”工作方法，具體內容是他們在每投完一個村的郵件之後，對在這個村的投遞情況，做一次總的回憶檢查，想想在這個村裏有沒有誤投漏投的郵件和應辦未辦的事項，沒有問題了，才到下一個村去投遞。從1959年第四季度起，清山郵電所連續六次被評為門頭溝郵電局的先進單位。這個郵電局的鄉郵員，每天都要背著郵包翻山越嶺，涉水趟河，為群眾投遞郵件、代送代收包裹。對於基層鄉郵員來說，當時所懷有的信念是千方百計方便群眾。群眾的稱讚——“毛主席的好鄉郵員”就是最高的褒獎。
有資料顯示，至1990年，北京郵局所轄範圍內的步班郵路仍有一條，長度為十公裏。
八、60年代的郵政記憶
60年代初，國家經濟發生嚴重困難，許多地方采取糧油限購措施，憑票購買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當時郵局采取了一項措施，暫停收寄糧食、油料及糧油製品。有一些地方火柴斷供，北京一些居民購買大批火柴作為包裹寄往外地，為此，北京市郵局於1960年11月要求各支局在收寄包裹時對裏麵的物品逐件嚴格檢查，一來防止北京居民享受的一些優惠待遇“外流”，二來避免由於火柴在運輸過程中發生自燃而造成危險。隨著經濟形勢緩和，對於流通的限製逐漸放寬。
1966年時，北京市郵局與市糧食局發出聯合通知，對各種食用植物油和油料實行限量收寄，規定個人每次可寄2公斤。
1962年3月的一天，家住西交民巷的李老太太，來到公安街郵電局取彙款，等她拿出彙款單時發現自己沒帶戶口本，十分焦急。
櫃台裏的營業員熱情地對她說：“您把地址留下來，下班後我給您送去”，老太太連聲道謝。晚上，這位熱情的營業員果然將款送到了老人手上。
又有一天，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來到白石路郵電局取款，營業員從小孩子口中得知，他的家住在大鍾寺。營業員恐怕小孩帶著錢回家不安全，或是因為貪玩在半路上把錢丟了，就派專人送小孩子回家，並與小孩子的家長接上了頭。
“文革”初期，北京的許多地名和建築被紅衛兵改名，如西單北大街改稱“延安路”、王府井大街改稱“人民路”、東單北大街改稱“瑞金路”、東四北大街改稱“紅日路”、牛街改稱“民族團結路”、崇外大街改稱“南昌路”、景山東街及後街改稱“代代紅路”，連帶著坐落在這些街道上的郵電局也須改名換姓，如王府井郵電局改稱“人民路郵電局”等。
由於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機關幹部被下放“五七幹校”，各郵局寄出包裹的數量猛增，其中大部分是衣物、日用品、食品。有統計數字顯示，1970年北京市郵局出口包裹數量較1965年增長173%。
“文革”開始後，紅衛兵“破四舊”，許多人收藏的舊郵票、外國郵票在抄家中被抄走或付之一炬。許多過去發行的紀念郵票、特種郵票被指責為“封、資、修”而停止銷售，集郵活動本身也被斥責為“資產階級情調”。有人回憶，1968年7月1日，王府井曾出現過一家名為“中國人民郵票服務部”的集郵商店，專門出售“文革”以來發行的郵票，也可以出售集郵愛好者的郵票，或者征求群眾對新郵票的建議等。兩個多月後，身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江青在中央宣傳會議上指責道：“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郵公司，是外國人搞特務活動的場所，以集郵為掩護，交換情報，你們要立即停止營業”。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從1969年1月1日起，全國郵政部門正式停辦集郵業務，北京的集郵業務遂告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