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倫達，四十一歲，來自猶他州的帕克市，最近分享了關於她最好朋友去世的經曆。“吉姆三十八歲，是一個父親、醫生、丈夫、兒子和朋友。他是我和丈夫的介紹人。吉姆死於癌症，留下妻子和一個三歲的兒子。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兒子永遠不會認識爸爸了。這太令人難過了。但對我來說真正心酸的事情是他的葬禮。那天超過三百五十人來參加——三百五十多人都是受過他的影響或被他改變的。這是他令人驚奇的生命的證明。這讓我思考我生活的目的。
“對我而言，成功現在意味著與丈夫、家人、朋友（不隻是社交網絡上的朋友）發展和培養良好的關係。成功也意味著確保孩子能在晚上平安地睡覺，在他們的世界舒服地生活，身體健康，知道他們被愛著，能自由地學習課程，能在以後將影響他們生活的事情上進行自由選擇。成功也意味著我作為社區的一員，做出我應有的一份貢獻。
“有時候人們很容易忘記這些事情，而糾結於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比如過去一直希望得到的一份工作被另一個家夥得到了，或是因為在家做全職媽媽而錯過了某個職業，甚至是我不斷膨脹的大肚腩。但當一些事情發生在你愛的人身上，或是你聽說一個像吉姆去世那樣的悲劇時，那些思考真的會很快回到你身上。”
當我讀到布倫達的話時，它讓我想起，在談論到死亡時，我們常常隻想被聽見。我們都想有一個分享自己悲痛和失去的機會，就像分享那些我們和所愛的人們一起快樂、一起慶祝的回憶一樣。告訴別人我們生活中有人去世了這一簡單的行為，對恢複過來和繼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方式。我們都能找到紀念去世朋友的方式，那就是把他們的價值觀和最好的品質帶到我們每天的生活中去。
意外喪偶
很多女性在年老時麵臨寡居，因為男人通常會娶比自己年輕的女性，而女性壽命平均比男性長七年。今天，11%的美國女性是寡婦。在六十五歲的人當中，36%的女性失去了丈夫，寡婦數量是鰥夫的四倍。在美國，六十五歲以上的人群中，一半以上的女性失去了伴侶。
對於在年老時失去丈夫，我們許多人即使沒有在感情上做好準備，至少應該在理智上有所準備。但當我們還在中年時，很少有人會意識到伴侶將會離去。對於那些在四十多歲、五十多歲，就不得不麵臨成為寡婦這個悲劇的女性來說，這種失去會特別難以接受。其中的大多數女性在丈夫去世後掙紮著恢複原來的生活，特別是如果她們還有年幼的孩子。盡管的確有很多女性再也無法從失去伴侶的巨大悲痛中恢複過來，有一些女性卻能成功地繼續生活，甚至活得很好。
金·羅科，四十六歲，和兩個孩子住在馬薩諸塞州。她在賓夕法尼亞的雷丁長大，大學二年級時，遇到了丈夫約翰。金把約翰描述為“生活的夥伴”。“他真的非常專注、忠誠、有趣、英俊、健康，和他在一起有很多樂趣，他是大家的好朋友。他保護我和他的家庭。”直到多年後，金才發現約翰飽受抑鬱症的痛苦。
當他們結婚時，約翰參加了海軍，成為一名飛行員。在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後不久，約翰兩次被派去執行任務：一次去波斯尼亞，一次去索馬裏。這是金記憶中第一次見到約翰情緒低落。當時她三十二歲，他三十一歲。“那時，他緊緊地抱著我，像抱著一個救生員，”金說，“我真的很受挫，因為我有個嬰兒，我想要他堅強；但另一方麵，被他需要的感覺非常好。”
當他陷入更深的消沉時，金和約翰談到了尋求幫助，但他說軍隊文化不允許那樣做。他覺得這對他的職業肯定會產生負麵的影響。因此金悄悄地叫來了其他基地的精神病專家。專家說，他們可能會強迫約翰暫時休假。“這是九十年代中期，”金解釋，“很多事情改變了，回來後，他們會直接讓他停飛——接受冷酷的藥物治療。他絕不可能尋求抗抑鬱藥物。”
幸運的是，約翰在沒有外界幫助下找回了自我。可當他剛回歸正常的自我時，他又被派去執行任務去了。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個月。金後來了解到約翰的母親曾經遭受了抑鬱的困擾，因此他可能是有遺傳性傾向。
後來，金和約翰有了第二個孩子，他們搬到了弗吉尼亞，這樣約翰就可以在五角大樓裏擔任一個重要職位。但這是一個壓力非常大的職位。而且，他不斷遭受原來運動時和在海軍時經受傷痛帶來的心理痛苦。因此，金決定讓約翰離開軍隊，實現當初約翰剛加入軍隊時對她許下的諾言：如果她想要他退出，他會退出。她告訴約翰，她決定回到馬薩諸塞，讓他在那裏幹一份常規的工作，或者成為一名民航飛行員。“我認為他把自己百分之百奉獻給了海軍陸戰隊，這讓他精疲力竭。”
約翰同意了，他開始累積飛行小時以便申請民航的工作。然後“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了，約翰說：“這改變了我們的一切。”
他是正確的：航空業垮了。而且，約翰覺得他無法在這個關鍵時刻離開軍隊中的兄弟們。這次，他同意加入預備役。
金回到馬薩諸塞。同時，約翰申請了一份民航的工作。之後很快，他被征召飛往伊拉克，一個完美風暴開始醞釀，他已經出現了抑鬱的傾向。很快他又開始遭受創傷後遺症的困擾。此外，約翰還發現航空公司根本沒有職位給他。
當約翰從伊拉克回來過感恩節和聖誕節時，他非常沮喪，他告訴金，“他看到了罪惡的臉”，他從不談及自己在波斯尼亞和索馬裏的事情。他對孩子沒耐心，喪失活力，不願意和金開誠布公地交流。她再次鼓勵他尋求幫助，但這次他拒絕了。他仍然相信公開承認問題會毀了他的軍隊生涯。金說：“如果有人，一個可以信賴和提供谘詢的人，告訴約翰：‘如果這發生在我身上，我會去尋求幫助。你也能。你能恢複過來。’或許約翰就會去。但沒人這麼做。約翰的同事不知道他出了什麼問題。公平地說，他們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處理。”金解釋，“他們也在保護他，因為他們非常尊敬他。”她的聲音沙啞了，眼淚奪眶而出。“很多海軍陸戰隊的人說，‘我認識你丈夫，你簡直不敢相信他為我做了什麼——他救了我的命，他掩護了我。他在伊拉克時全力以赴。’”
2005年1月5日，即將在3月份被派去伊拉克之前，約翰不得不去加利福尼亞參加飛行編隊。這是金和孩子們最後一次看到他。他開始在飛機場哭。當他們分開的時候，約翰對金說：“你怎麼變得這麼堅強，我卻如此脆弱？”
接下來幾周裏，約翰繼續掙紮，金每天都和他通話。在2月的超級碗星期天，當時新英格蘭愛國者隊（金和約翰最喜歡的隊）在比賽，她給約翰打了很多次電話，但他沒有接。當他終於拿起電話時，說他沒看比賽。那一刻，金覺得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最後，她問了個令她擔心的問題：“你想自殺？”約翰向她保證，他絕不會扔下她和孩子們。談了一會兒之後，約翰同意去醫院檢查。
金一掛斷電話，她就知道必須得采取行動了。雖然一直目睹約翰忍受著過山車般的使人衰弱的抑鬱過程，她知道這次不同。那晚她滿眼布滿紅血絲，預訂了去加利福尼亞的機票。“回顧往事，我覺得自己應該撥打911。”
早上她落地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給醫院打電話，但約翰沒在那裏。她打他的辦公電話，也沒人接。她租了一輛車，開到約翰一直居住的酒店。“當我到達的時候，”她說，“我能看到那些貼著海軍陸戰隊標誌的車雜亂地停在那裏，我知道出了緊急情況。我衝上樓梯，看到幾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眼角掛著淚水走過來。我當時就垮了：我知道事情發生了。”
金努力不用“如果”之類的念頭困擾自己。如果她撥打了911會怎樣。如果之前她強迫約翰去尋求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幫助會怎樣。如果那晚她在上飛機之前給軍隊的某個人打電話會怎麼樣……她想象也許約翰的靈魂受到重創，無法修補。但她常常忍不住批評自己沒有堅持讓他早點兒去尋求幫助。
不幸的是，之後的日子裏，警察、教堂和其他一些民間心理創傷治療組織沒有起到什麼作用。金的生活在混亂、眼淚和痛苦中度過。最後，她找到了一個非常幽默、思想自由的女牧師，她成了為金療傷的導師。
一天，金發現了一本傷亡軍官留下來的小冊子，裏麵提到了“幸存者創傷求助項目”。她以為它隻針對在行動中死亡的士兵家屬。但約翰死亡六個月後，她與他們聯係，詢問是否能提供她需要的幫助。邦妮·卡爾——幸存者創傷求助項目的創始人和主席——立即回複了金，說：“我們在這裏等你。我們怎樣才能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