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人們對“靈性追求”的看法已發生了變化。過去幾十年，在美國，瑜伽、心靈放鬆中心、卡巴拉教、占星術、新世紀體驗和佛教蓬勃發展。實際上，2009年11月，皮尤論壇一項關於宗教和公共生活的調查表明，很多美國人的信仰和實踐是混合的，並不覺得需要把自己歸入任何一個宗教分類。例如，他們有時在周日會去基督教教堂，平時靠冥想練習來放鬆和冷靜自己的大腦，在生活中要做出一些決定時則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說他們定期參加不止一個地方的宗教活動，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說他們常常參加不同信仰的活動。
然而，總的來說，這種混合的追求心靈的方式似乎沒有削弱信仰。相反，心靈體驗和信仰還在增長。很多人覺得有一種強烈的動力，使自己向別人伸出雙手，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並經常能夠感受到比自身更強大的生命力。
我必須承認，2001年9月11日前，我不太關注靈性方麵的事情。我偶爾會讀讀諸如迪帕克·喬布拉這類靈性作者的書，但從不尋求把自己和某一宗教、主義或運動聯係在一起。但那個晴朗的上午，9點半左右，我被母親發狂似的電話叫醒後，一切都改變了。
前一晚，我剛乘坐紅眼航班從舊金山飛到紐約肯尼迪機場，因此我接電話時，還處於半夢半醒之間。“媽媽？”我嘟囔。“莎拉！打開電視！紐約市遭襲擊了。”我母親說，能聽出她真的很著急。直到按照她說的打開電視，在每一個新聞台都看到冒煙的雙子塔，我才弄明白她說的是什麼。我呆在那裏，唯一想做的就跑下樓去幫助那些可憐的人。他們把襯衫伸出窗外瘋狂地揮舞，努力吸引任何可能挽救他們性命的人的注意。
當時我注意到街上安靜得可怕，好像我們處於巨大的暴風雪的中心。整個早上我都在公寓裏走來走去。我接到格林尼治村聖·文森特醫院主管的一個電話。她告訴我，醫院非常需要心理健康醫生，去安撫那些失去摯愛的家人、朋友的人們，去幫助他們找到親人朋友——死去的或活著的。
我立即衝到醫院。麵前是一大群滿臉迷茫、漫無目的遊蕩的人。很多人已經打印出印有他們所愛的人照片的尋人啟事，醫院的牆麵和幾乎所有的路燈柱上都貼滿了。巨浪般的煙霧從倒塌的大樓中滾滾而來。
主管把我帶到一個帶有窗戶的房間，裏麵有很多小桌椅。她遞給我一本人名地址薄，記錄著從大樓中搶救出來的人。人們焦急地排隊等著與能告訴他們可靠消息的人談話，隊伍蜿蜒到走廊很遠的地方。
這次經曆給人的感覺很不真實。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會看著來自各行各業成百上千的人的眼睛，他們都在一場可怕的謀殺中受到了創傷。我試圖幫助他們在人名地址薄裏找到所愛的人，挨個給三個地區的醫院打電話，然後聯係太平間。
我在那個陰暗的地下室裏度過的十四個小時中，與超過一百七十五個人見了麵。所有這些人中，有一個人很特別。他是來自新澤西的一個二十四歲的金發碧眼的年輕人，他的兄弟是坎特·菲茨傑拉德——一家在世貿中心辦公的投資銀行的員工。從他的身材看，他很可能是一名曲棍球或摔跤運動員。
當我遵循正常的程序問他兄弟的名字和背景信息時，抬頭看他，真切地看到我麵前的這個年輕人充血的雙眼。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就問他是否餓了。他點點頭。我給了他一些醫院提供的格蘭諾拉麥片。但這個年輕人甚至不能打開麥片的包裝，因為他的手顫抖得太厲害了。他看著我的眼睛說：“我知道他死了。我隻是知道。很奇怪。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我還和他說過話。”
突然，一個念頭衝進我腦中，我問他：“你相信上帝嗎？”他說：“是的，我信。我是天主教徒。”我說：“你的兄弟需要你的祈禱，去教堂做祈禱吧。”我並不知道該怎麼樣安慰這個男人。但我覺得，在那一刻，唯一的選擇就是祈禱。我不能說服他他的兄弟還活著。事實上，我幾乎百分百確定他不會活著，因為坎特·菲茨傑拉德的辦公司位於北塔的一百零一層。我隻是服從強大的直覺，它告訴我，讓這個男人從他與上帝的聯係中獲得安慰，隻有這樣才能幫助他。
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認識到精神是多麼必要。當我們麵對類似“9·11”恐怖襲擊這樣的暴行時，需要一個安慰的源泉，賦予我們生活下去的意義。我不知道這個年輕人後來怎麼樣了，但我讓他和我在那可怕的一天裏幫助過的家庭走近了我的心靈。
追求靈性——至少對於四十多歲的女性來說——不是為了獲得啟發或者無意識地服從一係列規則，而是為了尋求內在的寧靜。它可以幫助你理解你的生活經曆並賦予它們意義。它也提供了一種方式，讓你可以走出自己的大腦，在最微小的事情中獲得快樂。它使你相信某些比自我更強大的事物，使你能夠堅持一個信念——相信生活遠非日常瑣事，而應更有意義。它反映了你自己精心規劃的走向信仰和目標、愛和失去、永恒和靈魂的道路。
步入四十歲以後，很多我們在乎的人——父母、兄弟姐妹、好朋友——也將進入生命的晚期。我們都知道——但也經常假裝看不到，年老都不幸地伴隨著疾病和死亡。很有可能，在步入中年道路上的某個時刻，我們發現自己被過去很倚重的人遺棄，過去我們從他們那裏獲得支持、智慧、勇氣和充滿愛的接納。他們會去世或生病，需要照顧。這是我們進入四十歲必須振作精神、追求靈性、以四十不惑的姿態前進的另一個理由。
為了做到這點，我認為理解悲傷及其目的非常重要。悲傷有點兒像學習遊泳：你不知道該期待什麼，隻是感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好像快要淹死了，沒有能力從悲傷或勢不可擋的迷失中浮上來。
傑西卡為那些必須“學會怎樣遊泳”的人提供了一個例子。傑西卡和丈夫來尋求治療最初是因為他們最小的兒子在學校遇到了麻煩。在治療期間，她的父母生病，並在兩個月內相繼去世。
傑西卡，四十五歲左右，性格溫和，舉止良好，穿著得體。她在辛辛那提一個保守的猶太家庭裏長大，父母滿足了她幾乎所有願望。因此，她服從他們的要求，成為曼哈頓的一名律師，隻和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男人約會，最後嫁給了一名非常成功的會計師。
但是，父母去世後，傑西卡似乎經曆了人格轉變。突然間，她開始不準時去開會，穿著十幾歲年輕人穿的緊身牛仔褲和運動衫。她告訴我，她在高速公路上以時速八十五英裏開車。傑西卡還承認自己更頻繁地喝酒，這讓她的丈夫非常不安。也許傑西卡因失去雙親產生了死亡的意願，但我認為這是她悲傷的方式。盡管她沒有意識到這點，她所有的行為都是父母在世時禁止的。傑西卡覺得自己能“學會怎樣遊泳”——或克服悲傷——的唯一方式，是這種出格的行為。
最終，在我們的治療中，傑西卡開始以更為積極的方式處理悲傷。她承認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被雙親拋棄讓她覺得遭受背叛，她對他們很憤怒。她也承認做曾被父母禁止的所有事情有一種負罪的快樂。隨著我們一起努力，傑西卡能夠更好地理解悲傷。她不知道該以什麼情緒出現，就像第一次遊泳時那樣，每次嗆水便不知道該怎樣呼吸。一旦傑西卡認識到這個現實，悲傷的過程就變得可以忍受了。
盡管還有很多像傑西卡這樣的人在盡最大努力學會這些課程，我們的社會似乎想加速完成悲傷的過程。我們常常對遭受嚴重疾病或失去所愛的人遭受的痛苦沒有什麼同情。如果你照顧一個老人，人們隻是簡單地認為，你不過是在做好工作、照顧好伴侶以及撫養孩子這些沉重的負擔之外，新增加了一個負擔而已，如果你能獲得一些幫助就很幸運了——除非你能給養老院支付昂貴的費用。或者，你所愛的人去世了，你隻有一天假期去參加葬禮，還被指望回來後就得恢複原狀，過得好好的。如果有人為悲痛發明了藥丸，我打賭一半的人會願意吃。
很不幸的是，在我們的文化中甚至不願意談論衰老和死亡，更別提正麵麵對這些嚴酷的事實。絕大多數人也不知道在別人失去最好的朋友，或者親屬生病或去世時該做些什麼。但我想說：在失去所愛的人的傷痛中仍然有一絲光亮。我常常記起父母說的，當你在生活中感到最不安和最痛苦時，你通常在經曆一段快速成長期。悲傷是療傷過程的一部分，是接受生活現實的一部分。當你強迫自己接受那些困難的情緒時，它使你更深層地挖掘自己的精神——認識並明確自己的身份，明白你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神聖目的。
失去摯友
無論是因為乳腺癌、車禍、衰老，或其他不常見的事故，隨著日漸衰老，我們都會失去朋友。如果足夠幸運，我們會知道死亡將至，好有時間去準備——去告別，去修補過失，珍惜過去共聚的時光。也有時候，死亡不期而至，留給活著的人一些未完成的事情。就像火炬手傳遞火炬，對失去親愛的朋友狀況保持平和的心態是我們的責任。即使我們感覺好像不能失去某人，當她或他去世時，最終也必須承認所發生的事情並治愈心理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