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中國，可謂繁榮興旺，蓬勃向上，思想空前解放，經濟發展迅速。然而，一些人卻借解放思想之機，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泛濫開來。到1986年12月中旬，全國各地高校學生中陸續出現了一些張貼大字報，公然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並上街遊行的學潮事件。1987年1月16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因此引咎辭職，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代理總書記。
1989年3月以後，北京一些大學陸續出現大量大、小字報，有一些將攻擊的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這種風潮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達到了頂峰，甚至達到了群眾衝擊中南海新華門、呼喊“打倒共產黨”、罷課罷教、進行打砸搶的違法犯罪活動的地步。
4月25日，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動亂。
5月13日，數百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曆時7天，先後有3000多人參加，使動亂更加嚴重。為平息事件，黨和政府極力做好疏勸工作，並對絕食群眾提供物質供應和醫療搶救。
天安門廣場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動亂日勝一日。
為了保持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產、工作秩序，防止造成更大損失，國務院決定從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淩晨，在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入警戒區的過程中，發生了砸壞軍車、毆打戰士的情況。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命令駐守在首都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了反革命暴亂。
動亂平息後，中共中央於1989年6月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通過決定撤銷趙紫陽擔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等黨內職務，江澤民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此確立。
“六·四”政治風波過後，在四化建設的過程中出現了姓“資”姓“社”的激烈爭論，對改革開放產生了不利影響。值此關鍵時期，鄧小平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的“南巡講話”，指出隻要是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切人類文化成果均可為我所用，及時地撥正了改革開放的航向。
鄧小平“南巡講話”傳達後，中央開始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也陸續重新審視自己，以更大的氣魄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外商和台商又掀起來中國大陸投資熱潮，經濟建設事業隨之在全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從1994年到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一直保持在8％以上的增長速度。但從1998年開始，在亞洲金融危機的強烈衝擊下，中國對外貿易受到嚴重影響，從而造成國內經濟的巨大困難。這一年，朱鎔基開始主持國務院工作，他在年初就采取了增加投資、擴大內需的對策。但是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發展的廣度和深度對中國的影響程度比預料的更為嚴重，中央果斷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財政債券，擴大投資幅度，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明顯作用。另外，在周邊許多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央權衡利弊，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同時實行鼓勵出口和吸引外資等多種政策，不但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避免了對外貿易的滑坡，而且鼓舞了外國投資者的信心，並使外彙儲備有所增加。在穩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現在的中國，政局穩定，經濟穩步發展。在全球經濟不甚景氣的情況下，國民生產總值仍然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長，可謂一枝獨秀。
新世紀的第一年，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頻頻亮相。由於整體國力的增強，中國迎來了三件令人欣喜的大事。一件是7月13日贏得了2008年在北京舉辦奧運會的資格；二是10月中旬在上海成功地召開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三是11月10日被批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早在1986年，中國就開始了艱苦的複關入世談判，談判的次數之多，進程之艱難，幾乎令人難以想像。經過複雜而又漫長的談判，中國終於在第15個年頭以自信和穩健的步伐跨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大門。這一刻，是21世紀經濟發展的一個曆史性時刻。中國，將為世界各國各地區提供一個巨大的開放的市場。這一刻，是中華民族又一個嶄新的起點。中國，將在與時俱進的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和億萬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更大範圍內和更深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翻開對外開放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