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錯綜複雜全國混亂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國的外交工作也在艱難中進行著。這一時期在外交方麵有兩大突破，一是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要求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二是急欲在世界上維持均勢確保霸主地位而想通過對華關係來抗衡蘇聯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於1972年2月21日起訪問中國，當太平洋兩岸兩個大國的首腦的雙手握在一起的時候，終於結束了長達20餘年的彼此隔絕。
接下來的1972年9月29日，日本也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然而在60年代末期，中蘇交惡更深。蘇方在中蘇邊境地區陳兵百萬，對中國虎視眈眈，不斷製造邊境事件，在1969年3月間先後出動坦克和裝甲車數十輛，連同步兵，四次入侵中國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的珍寶島，均被中國軍民擊退。蘇聯不顧中國的再三警告和抗議，一意孤行，又於6月至8月期間，侵入中國新疆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和鐵列克提地區以及黑龍江省八岔島地區進行挑釁騷擾，均被中國軍隊驅逐出國境。
“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中國人民雖然獲得了第二次解放，卸掉了思想上長期的重壓，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
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幹擾破壞，國內敵我混淆，是非顛倒，百業俱廢，困難重重。為了改變這種局麵，中共中央撥亂反正，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在全國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肅清其流毒和影響。
然而，“左”禍尚未完全清除，新的“左”傾又起。粉碎“四人幫”
有功的華國鋒這時卻提出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的錯誤方針，這就是影響頗為不良的“兩個凡是”。他還繼續強調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注：“批鄧”即批判鄧小平），並且仍然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還極力阻撓鄧小平複出。但在多方麵的壓力下，他還是表態同意恢複鄧小平的工作。1977年7月，曆史上曾三次被打倒的鄧小平終於又一次複出工作，從此，中國進入了新的曆史時期。
為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打破精神枷鎖，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念，全國以鄧小平“實事求是”為準則，開展了影響深遠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是粉碎“四人幫”後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自我教育運動，它打破了長期以來“左”傾思想的禁錮，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後來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接著，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對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做出了正確評價。會議還做出了糾正錯誤，昭雪冤案，要健全民主集中製，加強社會主義法製，糾正經濟工作中的“左”傾指導思想等決定。以後的事實說明，這次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會議，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點。之後，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
在《決定》的指導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全麵展開，並在許多方麵取得了突破。首先是多種經濟成分得到發展，原來那種與現實生產力水平不完全適應的單一公有製結構有了很大改變。二是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使企業獲得內在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三是改革計劃管理體製，國家宏觀調控的範圍和方式得到調整與改進。四是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係和過於集中的價格管理體製。五是進一步改革勞動工資製度，推行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製。此外，在財政、金融、稅收、商業流通等方麵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通過改革，城市經濟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麵。
在全麵改革的同時，對外開放也進一步深化，尤其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試辦經濟特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特別是後來對上海浦東的開放開發，更使上海迅速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