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2年開始，黨內在對“大躍進”的錯誤以及對糾正錯誤、克服困難所采取的調整措施等問題上的認識分歧更加擴大。在此背景下，經毛澤東批準，《文彙報》發表了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點名批判吳晗，毫無根據地把《海瑞罷官》與1962年受到指責的“單幹風”、“翻案風”聯係起來，說它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種階級鬥爭的反映，專橫地將《海瑞罷官》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與田家英、胡繩、陳伯達、艾思奇、關鋒談話後，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逐步升級，調子越來越高，並迅速擴展到社會科學各領域，涉及的人也越來越多。
批判《海瑞罷官》是以文藝為突破口，以“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1962年以來黨內意見分歧為政治內容，針對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線領導人作為全局性問題而提出來的。這一批判成為一場大鬥爭的導火線，疾風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狂飆隨之鋪天蓋地席卷中國大地。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16日通過了由毛澤東在外地主持製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根據《五一六通知》精神，中央文革小組應運而生。該小組最核心的成員有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同時，這個小組也成了他們進行篡黨奪權的重要陣地。
“文革”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為了篡黨奪權，還掀起了把矛頭指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抓叛徒”運動，最典型的是把薄一波、劉瀾濤等在解放前經組織解救先後出獄的61人定為“自首叛變”。更有甚者，竟以中央名義將國家主席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並把他秘密關押，加以殘酷的摧殘迫害，最後把他折磨而死，造成了共和國最大的冤案。
在“文革”期間，林彪迅速崛起，其接班人的身份被寫進了黨章。但強烈的權力欲望令他急不可耐，為盡快地篡黨奪權大搞陰謀活動，其真實麵目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暴露無遺。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視，沿途對一些省市的領導人進行了談話，點名批評了林彪、陳伯達一夥在廬山會議上的陰謀活動。他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
並指出：林彪對這件事“當然要負一些責任”。林彪一夥竊知談話內容後驚恐不安，他們秘密製定了一個名為“五七一工程”的暗殺毛澤東的政變計劃。9月8日至11日，林彪集團策劃暗殺毛澤東，遭到徹底失敗。12日至13日，林彪集團策劃南逃廣州失敗，改乘專機逃往蘇聯，途中，林彪、葉群及其子林立果等人因飛機失事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罕附近。其後，吳法憲、江騰蛟、李作鵬等其他成員也相繼被捕，一場反革命武裝政變被徹底粉碎。這就是震驚中外的“9·13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舉國悲痛。接著，毛澤東提議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被確定為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於這個決定，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恨之入骨，瘋狂反對。他們設置禁律，千方百計阻撓群眾自發起來的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3月下旬，南京的學生、工人和解放軍戰士首先舉行了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遊行集會，貼出“打倒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大幅標語，並刷寫在南來北往的列車上，傳播到全國。北京人民從3月底開始自發地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花籃，張貼傳單，朗誦詩詞，發表演說，表達對周恩來的懷念和對“四人幫”罪惡的痛斥。4月4日清明節那天，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北京和外地的群眾不顧禁令，來到廣場的人次達200多萬，敬獻了無數個花圈，形成花山人海的悲壯場麵。4日晚，華國鋒召開並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做出決定將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定為“反革命”性質。會議的決定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接著就開始清理花圈和標語，抓捕“反革命”分子。4月5日晚9時半，1萬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個營的警衛部隊出動，手持木棍、皮帶對群眾進行血腥鎮壓，最後圍捕了200多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四·五”天安門事件。
不平常的1976年真是多事之秋，政治形勢險惡，天災人禍連連。7月6日，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朱德逝世。時隔22天的7月28日，唐山又發生了7.8級的強烈大地震，造成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有24萬多無辜生命喪失，百萬人口的中等工業城市變為一片廢墟。9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逝世。之後，“四人幫”加快了奪權步伐。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一舉擒獲“四人幫”，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奪權陰謀，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至此，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