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的這段文字，成為對陳永貴的權威性“蓋棺定論”。以後在正式場合，人們都是采用這樣的口徑來評價陳永貴，包括大寨村在虎頭山上為陳永貴立的碑，碑文也大體上采用了這段文字。
6.昔陽新局麵
1979年8月以後，中共昔陽縣委常委連續召開常委和公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和縣級機關科局長以上的幹部會議，聯係學大寨運動的實際，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是在昔陽縣進行的一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大家通過討論，端正思想路線，解決了落實農村經濟政策中的幾個問題。
在這場大討論中，大家運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對全縣十多年來開展學大寨運動中的極左錯誤，進行了回顧和檢查。許多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為什麼我們貫徹三中全會精神不那麼得力？為什麼落實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的兩個文件不那麼徹底？為什麼對開展真理標準的討論不那麼認真？就是縣委常委本身思想不解放，心中有顧慮。縣委領導深切地感到，過去把大寨抬到了不適當的地位，把大寨的具體經驗當成不可逾越的“本本”，幹了許多蠢事。當前，昔陽麵臨著“問題不揭不得了”這樣一個狀況。現在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就要把矛盾揭透，把問題說夠，端正思想路線，卸掉思想包袱，發揚成績，修正錯誤，振奮精神，努力工作，盡快把全縣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思想統一到黨的三中全會和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精神上來，全力以赴地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的兩個文件。
通過這段討論，昔陽縣委解決了以下九個問題：
一是關於落實自留地政策的問題。1979年春天，昔陽縣委在落實自留地政策時，總認為集體代種比社員自種好。結果，全縣社員戶自種自留地的隻占總戶數的10%。大家說，現在縣委要解決自留地下放是不是“右了”、“倒退了”的糊塗認識。自留地收歸集體代種的做法，是在林彪、“四人幫”掀起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極左浪潮中產生的。現在我們來個撥“左”歸正，正是一件順乎民心，合乎民意的事情，根本不是什麼“右了”、“倒退了”。通過討論，縣委也明確了自留地實行自種，並不是資本主義尾巴，而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縣委決定打破今年春天定的那些條條框框，秋收以後，全縣的自留地全部下放，並且要創造條件，鼓勵和支持社員群眾種好自留地。
二是關於勞動管理問題。實行大寨的“一心為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的辦法好，還是實行定額記分好？昔陽一些社隊在過去早已有過爭論，而且有的大隊一直在實行定額記分的辦法。但是他們怕戴“反大寨”的帽子，對外說是實行大寨的勞動管理。縣委不實事求是，搞“一刀切”，讓全縣各社隊一律推廣大寨的一套評工記分法，實際上導致有些大隊的幹部說假話。這種情況，縣委的一些領導人並不是不知道，但他們認為昔陽特殊，再搞定額管理是後退。在討論會上，縣委常委們和大家一起擺了大量事實，對各種勞動管理辦法作了認真比較，相比之下，大家感到，還是定額管理好：一是社員容易接受，有利於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二是隊幹部便於管理。1979年有些大隊恢複了定額管理以後，節省了勞力，提高了效率，農活比往年趕前了，也不像以前緊張了。大家說，我們要想貫徹好中央的兩個農業文件，必須破除“昔陽條件特殊”的錯誤認識，向全縣公開宣布：隻要有利於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隻要有利於調動廣大社員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各社隊可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需要采用哪一種管理辦法就采用哪一種辦法。考慮到大寨人可能一時難以接受，縣委也允許他們再觀望一段時間。會議決定，大寨的勞動管理辦法，宜搞則搞，不宜搞則罷，全縣要積極采用定額管理，也可以實行包工到作業組、聯係產量計算報酬的辦法。大寨黨支部則表示，大寨也要實行定額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