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還對十幾年農業學大寨運動的一些蠻幹行為提出批評。社論說：“我國幅員遼闊，地形、氣候、土壤、植被、水利等自然條件千差萬別，各不相同。從這個實際情況出發，發展農業生產應該鼓勵各個地區因地製宜，發揮自己的優勢，做到農林牧副漁五業並舉。搞農業基本建設，也應該從各個地區的特點出發，揚長避短，把人力、物力、財力用在最能發揮效益的地方。可是，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由於不問土質、地勢、生產習慣、技術條件等具體情況，統統強調抓糧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漁不漁，不但不能揚其所長，反而強人所難，趨其所短，結果是‘以糧為綱，全麵砍光’。這種‘一刀切’的錯誤方針，表現在農業基本建設上，突出的就是到處硬搞整齊劃一的‘旱地改水田’，硬搞‘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綿田’，硬搞‘連成片，一條線’的園林化。大量的人力，大捆大捆的人民幣，耗費在收益很小的黃土大搬家上，甚至不但沒有收益，反而破壞了生態平衡，貽害了子孫後代。”
《人民日報》社論最嚴厲的部分，是對“西水東調”工程隨意性的決策方式和封建家長式統治的批評。社論說：“昔陽‘西水東調’工程弊端叢生，工程技術人員意見很大，為什麼能夠說幹就幹，並且一搞就是幾年，直到粉碎‘四人幫’三年以後才停下來呢？這裏，另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某些領導同誌的封建家長式統治。我們有些做領導工作的同誌，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學，不懂技術，又不聽取專家的意見，偏要號令一切，指揮一切，甚至用個人的喜願來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樣一些同誌捧著他，護著他。明明他的主張荒謬，卻要連聲稱讚，執行不誤。於是，設計改來改去，壩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謬誤取代，科學為獻媚遮蔽。你要堅持不同意見，那就是‘立場問題’、‘態度問題’，甚至是‘搞陰謀出難題’。不幸，這樣的事情，前些年在我們國家還是不少的。”
社論進一步剖析了封建家長式統治的危害：“家長式統治是一種封建思想。我國經曆了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曆史，雖然封建製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傳統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對我們的黨造成的危害很深，對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的損失很大。在我們黨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帶有封建色彩的東西。它反映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們的經濟建設上。我們要把反對封建思想作為思想戰線上的一項重要任務。什麼時候我們真正吸取了教訓，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見的‘一言堂’，不再搞違反客觀規律的瞎指揮，也就再也不會幹‘西水東調’這類蠢事了，我們的事業就會辦得好得多。”
《人民日報》的社論堅持擺事實、講道理，有理有據。既指出了昔陽縣“西水東調”工程違反科學、勞民傷財的嚴重錯誤，又從這個典型事例中剖析了影響當時我國經濟建設的一些帶有普遍性的錯誤傾向。特別是社論提出的尊重科學，反對封建家長式瞎指揮的問題，切中時弊，針對性強，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5.陳永貴淡出政壇
1979年年底，中共昔陽縣委進行人事調整，陳永貴不再兼任昔陽縣委書記。這一人事調整是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的發展形勢決定了的，也是昔陽縣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補課”的必然結果。1980年5月，中共晉中地委進行人事調整。在這次調整中，陳永貴的中共晉中地委書記職務被調整下來。1980年8月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陳永貴請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接受了他的請求。
陳永貴被解除副總理職務後，鄧小平與他談了一次話。據孔令賢所著《大寨》一書披露，鄧小平對他說：“永貴同誌，你不是‘四人幫’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後來有記者寫內參反映山西輿論說陳永貴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鄧小平講了兩條意見：第一，起碼陳永貴不是“四人幫”的人；第二，大寨賣糧是真的。
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後，陳永貴對於大寨和他本人過去的事情進行了認真的反思。他曾對來京看望他的大寨幹部說：“我那幾年算是吃夠虧了。上麵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幹出一百一。”他還說：“咱們過去提倡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沒錯，可是一些具體做法值得考慮。尤其一些分配辦法和打疲勞戰，統得太死，對外麵一些地方是不適應，這點要逐步認識。我常常看不慣機關的八小時、禮拜天，不想這還是巴黎公社革命以後工人和資本家作鬥爭才爭下的自由。唉，我老了，以後你們做工作，就要取長補短，我的長處，你們發揚，我的短處，你們可不要再犯！”
1981年，中央對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作出批語，陳永貴很重視中央的這個批語，他自己說：“我看了好幾遍，比較能夠接受下去。對於學大寨出現的問題，中央承擔了責任，我也有責任，是我的責任，我也不向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