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底，山西省委對昔陽縣委進行了人事調整。7月7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消息，披露了新華社記者張進興等人從山西省統計局獲悉的準確數字：昔陽縣從1973年到1977年的5年間共虛報了1. 36多億公斤糧食，比這5年的實際糧食產量多報了近24%。文章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前昔陽縣委主要負責同誌繼續說假話，隻向中央報告1973年虛報了3500多萬公斤，並由當時主持縣委日常工作的副書記等人向各公社布置，按照縣委決定的曆年虛報數字，更改公社糧食產量賬。”
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就此發表評論員文章《說假話者戒》，文章寫道：
“昔陽縣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間，共虛報糧食產量二億七千多萬斤。一個曾經名揚中外的縣，在糧食總產量這個極其嚴肅、極其重要的問題上，說了五年假話，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們黨曆來強調忠誠老實，實事求是。說真話，辦實事，曆來反對言行不一，反對說假話、搞假彙報。多少年來，我們黨以有這樣一個優良的作風，博得全國人民的信任……昔陽縣在糧食產量上弄虛作假，這個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早幾年就有人懷疑其中有假，而且昔陽縣委個別領導開始也承認過，後來又矢口否認，還迫使別人改口賴賬。為什麼同說假話的行為作鬥爭，竟是這樣的困難呢？原因也很清楚，有少數領導人依仗權勢，竭力維護謊言。你要敢講真話，那就給你扣上‘反大寨’、‘砍紅旗’的帽子。這種政治迫害是封建專製的產物。它掩蓋了事情的真相，才使謊言不得拆穿，假話橫行無忌。
“昔陽糧食產量年年大幅度增長的謊言，終於揭開了。這是不幸中之大幸。膿瘡與其讓它長在身上，危害人體的健康，不如把它戳破了好。這裏有一條經驗，如果不對造假話的主要責任者加以更換，要他們承認錯誤講出真話是不容易的。昔陽縣委正是在更換了主要領導人，端正了思想路線，學習和貫徹《準則》的過程中，才把說了五年的謊話糾正過來的。糾正比不糾正好，所以說這還是一件好事。
“昔陽縣虛報糧食產量，責任主要是前縣委的主要領導人，昔陽的廣大人民群眾是好的，他們是說假話的受害者。原縣委的個別領導人弄虛作假，不僅欺騙了黨，欺騙了全國人民，同樣欺騙了昔陽的人民群眾。”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發表了題為《昔陽“西水東調”工程緩建》的長篇報道，同時配發了社論《再也不要幹“西水東調”式的蠢事了》。
所謂“西水東調”工程，就是從昔陽縣境西邊，把西向流入黃河水係的瀟河水，通過一係列工程措施，在昔陽與壽陽交界處，東調向海河水係。這樣，可流經昔陽的5個公社，發展74200畝水地，改善15800畝灌溉麵積，共計9萬畝地。據說將瀟河的“西水”，“東調”入昔陽的設想，有人在60年代就勘察、設計過，但由於工程量相當大，耗資也相當多，誰也不敢輕易拍板。為什麼不敢輕易拍板？估計就是因為拿不出這麼多錢來吧。因為這筆錢昔陽縣自己肯定掏不起，國家有這麼多錢搞這項工程嗎？至少當時不可能有。但到了70年代中期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昔陽縣成了全國第一個“大寨縣”，各方麵對它就都開起了綠燈。
《人民日報》的社論指出：“山西省昔陽縣‘西水東調’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萬個，耗資達幾千萬元，最近終於下馬了。這是農田水利建設工程中的一個極為沉痛的教訓，很值得我們深思。”
《人民日報》的社論由昔陽縣的西水東調工程引發出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發展農業究竟靠什麼？社論指出：“多少年來，我們搞農業，一靠運動，二靠‘大幹’。現在看得很清楚，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極大地傷害了廣大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積極性，結果是‘你整我，我整你，整來整去，大都挨過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過台’。這種蠢事，我們不能再幹了。至於‘大幹’，作為一種革命精神，當然很可貴，很需要發揚，不僅現在需要發揚，將來也需要發揚；問題是‘大幹’幹什麼？近十幾年來，在農業戰線的所謂大幹，就是‘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圍湖造田’等等。這些工程裏邊，當然有很多是搞得對，搞得好的。所謂搞得對，搞得好，就是說這些工程是切合實際，投資少的。但是，其中也確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該搞的。昔陽縣的‘西水東調’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例。這種工程，耗資巨大，勞民傷財，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無效勞動、無效投資。如果我們把農業生產的發展寄托在這種‘大幹’上，我國的農業是永遠沒有指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