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我們參觀的人，除部分地區單獨前往昔陽集中外，有600人左右在蘭州集中，乘專列到陽泉後轉乘汽車至昔陽。乘坐專列的人，每人預交150元（包括蘭州至昔陽的全部往返車旅費）。後經結算，每人車費約140元。這樣，600人就需8萬多元。另有單獨前往昔陽的200人，因路程較短，每人按100元計，共2萬元。一次參觀的車旅費，以最低標準計算就是10萬多元。再加上路途和住勤補助，平均每人每天按6角計，又得好幾千元。全年兩次參觀，少說也得20多萬元。
“前往大寨參觀的人來自全國各地，絡繹不絕。這次我們在昔陽就遇到福建、寧夏等地和部隊等不少單位。我國還有不少先進典型，如果每年都要組織人前往參觀，一年就不知要花多少萬元了。
“此外，為了組織人參觀，需要動用多少交通工具，多少住房，多少服務人員？如果將這些交通工具、住房、服務人員用於建設事業或旅遊業，又將增加多少收入？這一進一出的賬，不能不算。”
這位讀者進一步說道：“我不是一概反對組織參觀學習，但參觀的人數要盡量精簡，要讓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同誌去。就我所知，僅張掖地區這幾年到大寨參觀的人，農村中幾乎遍及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有的還去過幾次。效果如何呢？不能說沒有，但屬於遊逛性質者有之；參觀回來後彙報一下，交差了事者有之；有的隻學大寨的具體做法而把經驗學歪了，收自留地就是突出一例。這樣的參觀勞民傷財，要不得！”
史福榮的來信所反映的是一個老問題了。早在1967年年初，陳永貴就曾向周恩來反映過，到大寨參觀的人太多，影響了大寨的正常生產和生活。周恩來也答複說，你也想點辦法，我也想點辦法，把人數控製一下。但在當時的局麵下，全國形勢都很亂，大寨也不可能安穩了。後來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上級總是再三強調學大寨“不走樣”，實際上等於動員人們多去大寨參觀“取經”。如今，在全黨、全國人民開始撥亂反正的新形勢下，《人民日報》通過一封讀者來信又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不能不使人感到另有含義。而且來信還將去大寨參觀說成是“勞民傷財”，其措辭不謂不重。
史福榮的信見報後，《人民日報》編輯部不斷收到讀者的來信。全國農業展覽館的趙廷俊在信中說：“我是一個搞農業展覽的工作人員，向你們反映一個情況。現在不但存在參觀成風，而且存在辦展覽成風。”
趙廷俊在信中說：1977年至1978年全國農業展覽館舉辦的第三屆農業學大寨展覽，兩個館共展出30個典型，每個典型由省裏花錢，少則5萬元，多則7萬元左右，共花費200多萬元。製作一台大寨模型就用了2.3萬元。每個展出典型和項目都要印發小冊子1萬至2萬份，有的要3萬份。有個展出縣印發兩萬份，花了2.2萬元。有的小冊子直到農展館已經停展才運到北京，隻好堆放起來。10個館共展出150個典型，97個項目，用的錢和紙張是多少，細心的讀者可算而知。我館大多數幹部和群眾反映，用了這麼多錢和物，要多少工人和農民的辛勤勞動啊！效果又怎樣呢？據統計，去年一年全館共接待觀眾62.7萬人，除接待了各省市區農業戰線代表3000多人之外，絕大部分都是北京市的觀眾。因為館大，展品多，參觀半天看不完。他們說：看這個展覽，要跑馬看花。有的反映：典型重複，內容相似，標語口號多，具體經驗少，內行看不到門道，外行看不到熱鬧。
顯而易見，趙廷俊的來信比史福榮對於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批評又進了一步。如果說，各地去大寨、昔陽參觀大多還屬於自發行為或者是由基層單位組織的話，那麼，第三次全國農業學大寨展覽則是由高層領導決策的；如果說，批評各地去大寨、昔陽參觀是勞民傷財還隻是對學大寨運動形式的批評，那麼，批評學大寨展覽“典型重複，內容相似，標語口號多，具體經驗少，內行看不到門道，外行看不到熱鬧”，則已經涉及到這場運動的內容了。這樣的信以前不可能有人寫，即使寫了也沒有報紙敢刊登，而如今，這封信卻發表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形勢的變化應當說已經明白可見了。
4.問題被揭了出來
如果說《人民日報》記者對李順達的采訪和史福榮等人的來信還隻是提供了某種對農業學大寨運動不利的信息，那麼接下來輿論對於全國第一個“大寨縣”——昔陽的一些做法直接提出批評，則是向大寨模式發出的嚴峻挑戰。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陽縣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和縣委擴大會議，在各方麵的強大壓力下，縣委一位副書記在會上承認，昔陽縣1973年虛報了糧食產量。他承認，那年全縣糧食實際產量是0.7448億公斤，但是，上報的數字卻是1.095億公斤，虛報了3500多萬公斤。他解釋說，那一年大旱，春天抗旱播種，在莊稼生長過程中就估了產。沒想到後來秋雨連綿，收獲時敗了興。但是為了套原來已經講出去的“沒見過的大旱，沒見過的大幹，沒見過的大豐收”，向上報的產量就不實事求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