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一文確實擊中了“兩個凡是”的要害。文章一發表，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各地都有爭論。當然，支持者眾多，而且理直氣壯，反對者較少，而且除了給作者扣頂“砍旗”的大帽子以外，也缺乏理論上的說服力。
以往凡有重大理論問題，或者又要批判一個什麼新的人物，新的觀點，總要有人找大寨的領導幹部們表態。但這一次是個例外，沒有人去找他們，沒有報紙報道他們的觀點和態度，他們也就沒有參與這件事。雖然這場討論關係到大寨在這個社會上的“定位”，但在討論過程中，他們完全是局外人。
陳永貴對於中央的動態應該說是清楚的，但這一次他也顯得有些遲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這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認為這是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到了這個時候陳永貴才意識到這不是一般的說三道四了，而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在農業經濟和農村工作中的撥亂反正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那麼對於毛澤東親自樹立的大寨紅旗也不是不可以檢驗的；既然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那麼搞了十幾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也有必要檢驗一番。這一下農業學大寨運動就慘了，那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經驗，“大批促大幹”的經驗，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經驗，批資產階級法權的經驗，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經驗，等等，一個個全都給檢驗下來了。算來算去，隻有周恩來在1964年12月給總結出來的那三條經驗能夠站住腳，其他都被否定了。
今天回想起來，一個小山村能夠為一個擁有幾億農民的大國提供三條具有指導意義的基本經驗，已經相當了不起了。但由於大寨人曾經頭頂過太多的光環，出了太多的經驗，現在幾個書生寫了點文章，人們七嘴八舌地一討論，那麼多大寨經驗一下子就隻剩這麼一點兒了。還有那些“大寨縣”，竟連一條經驗也沒剩下來。在這種曆史的大轉折中，他們真是感到了失落。有人後來說，那時他們就像是做了一場夢。
3.撥亂反正新氣象
1979年的春天來得格外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傳遍大江南北，中華大地到處春意盎然。
《人民日報》剛剛報道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的消息，記者就來到了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采訪了著名勞動模範李順達。李順達與陳永貴原本同為勞動模範，李順達比陳永貴當勞模的時間早，但陳永貴後來居上，從1964年起就超過了李順達成為“中國農民的代表”。毛澤東去世後，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隨後中央部署在全國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這本來是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一個好機會，但在山西省卻有人利用這次清查工作，又製造了一批“反大寨”的新的冤假錯案。在1977年的一次大會上，山西省委的一位負責人說，李順達是“反大寨”的代表人物，晉東南地委書記也跟著指責李順達在“四人幫”對大寨“三反一砍”的活動中，充當了可恥的角色，於是晉東南地區就大抓以李順達為頭目的“反大寨幫派體係”。晉東南地委還派出工作組到西溝查李順達反大寨的罪行，大喇叭天天對著李順達家叫，搞神經戰。還撤了李順達的山西省人大代表資格。
這是山西省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製造的一個大的冤假錯案。在辦案過程中，再次使用“文革”手段，牽連無辜，無情打擊，僅平順縣就牽連100多人。有個曾給李順達當過秘書的人，在清查中，因被逼供李順達的材料，慘遭折磨而死。陽泉市下章召大隊，有個叫王進軍的老人，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前些年主動回鄉務農，帶領家鄉群眾三年改變了落後麵貌。他也被說成是“反大寨”的急先鋒，理由之一是，他去大寨參觀以後又去西溝參觀了。
有了這樣的背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民日報》記者對李順達的采訪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格外關注。雖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李順達並沒有公開批評學大寨運動，但他說的要認真落實黨的農村政策，因地製宜搞好農業生產，還說在山區要重視發展林業，不能一味地搞黃土搬家等等。這些話，人們不難聽出其中的話外之音。
《人民日報》剛報道了對李順達的專訪，又在1月12日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這位讀者是甘肅省張掖地區農機局的史榮福，他反映的是各地組織到大寨、昔陽參觀的問題。他說：
“去年十月，我參加了統一組織的赴昔陽、大寨參觀團。這次參觀是第二批，共800人。第一批是上半年，也是800人。參觀的時間，不計路途往返，都在6天左右，現在就此算一筆經濟賬。